二
    希特勒十分明瞭，称霸世界必须有强大的武力作后盾，认为“只有靠武力，决不能靠祈祷仁慈的上帝”（12）。在他上台后的德国经济军事力量十分虚弱，工业生产比1929年下降了52.1％，没有足够的钢和铁，德国军队只有10万人，武器十分缺乏。希特勒要实现其扩张的野心，首要的任务就是发展经济、重整军备。
    但是，国际上的处境又不能使他明目张胆地走上扩充军备的道路。德国在扩军备战道路上有着许多障碍。战胜国强加给德国的凡尔赛条约对德国军备进行了种种限制，禁止德国普遍实行义务兵役制，不能建立空军，不能使用大炮和坦克，并规定了德国武装力量的限额。凡尔赛条约是德国通向扩军备战道路上的一条鸿沟。同时，希特勒上台伊始，德国在外交上十分孤立。苏联公开反对希特勒上台，强烈谴责法西斯。波兰和法国对希特勒也是采取敌视的态度。1933年3月， 波兰在但泽举行军事演习后，毕苏斯基元帅向法国建议共同联合起来对德国进行一次预防性战争。在整个欧洲，普遍掀起了反对法西斯、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希特勒在国内实行法西斯独裁专政，残酷迫害犹太人，遭到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这些都不利于希特勒在欧洲推行以军事冒险为目标的外交政策。
    因此，希特勒在执政初期推行其外交政策面临着极端困难的局面。一方面要以种种外交手段来掩盖纳粹德国重整军备的活动；另一方面又要争取摆脱凡尔赛条约的限制，争取重整军备活动的合法化和迅速化。但是，这两方面的活动都有一个共同的重要前提，即不引起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干涉。鉴于此，希特勒玩弄起惯用的欺骗伎俩。他利用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和平主义情绪，采取侈谈和平的策略，俨然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和平主义”使者，以便迷惑德国在欧洲的敌手，掩盖他在国内偷偷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重新武装的卑鄙目的，“保护铸造神剑的工作”。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口头可以讲讲和平，我内心却想着战争。”（13）
    为了表示纳粹政府“爱好和平”，希特勒上台后就开始大念“和平”经。在第一份“告德意志民族书”中宣称，德国政府“充分意识到促进维护和巩固和平这一任务的重要性，当今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和平”（14）。1933年2月1日，纳粹政府发表宣言，声称德国政府的义务是力求清除国际事务中的“国家歧视”，实现必要的“平等”，认为这是“保障和平”的最重要的条件，并声明要同英法改善关系。希特勒还“积极”响应日内瓦召开的国际裁军会议，同意派代表继续参加。5月1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向44 个国家元首以书信的形式闸述了美国在裁军和和平方面的计划，呼吁各国废除轰炸机、坦克、机重炮等一切进攻性武器。5月17日，希特勒就在国会发表“和平演说”，“积极”响应罗斯福总统的裁减军备的呼吁，甚至比罗斯福的调门还要高，声言对他的建议“表示热烈的感谢”，“对于那些希望合作起来维护和平的人来说，总统的建议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德国完全愿意放弃一切进攻性武器”，“也完全愿意解散它的全部军队，销毁它现有的少量武器”，“德国愿意同意任何庄严的互不侵犯条约，因为它并不想进攻别国，而只想谋求安全”（15）。希特勒在演说中还大肆诅咒战争，说战争是“疯狂透顶的事”，它只会“造成现有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崩溃”（16）。为了进一步表示“爱好和平”的“诚意”，他甚至劝说各国“不要把资财浪费在军备上”，并派代表到西方游说，表示准备“同西方合作”，共同“裁军”。这些动听的和平词句和虚伪的行为不仅极大的欺骗了德国人民，而且也迷惑了世界舆论。一些同德国敌对的国家也认为德国真的不要战争了，从而产生了和平麻痹思想。
    在施放和平烟幕的同时，希特勒千方百计寻找理由摆脱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限制和压迫。由于德国是一战中战败国，在国际上处于歧视和被奴役的地位，因此，他提出了要使德国在政治军事上同其他大国“保持平等待遇”的要求。1933年2月3日，纳粹政府制定了目前对外政策要实现的目标是“反对凡尔赛条约，在日内瓦争取平等权力”，“必须恢复普遍义务兵役制”，“一定要保证义务兵在入伍前或服役期内不受和平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毒害和影响。”在他出任总理的六天后公开宣布：“凡尔赛条约是人类的不幸，德国人以及全世界都应将它修改”。
    在所谓同其他大国“保持平等待遇”的口号下，纳粹德国开始了秘密扩军计划。1933年4月初，希特勒指令军队人数在5年内增加3倍，把制造装甲武器， 飞机和战舰作为扩充军备的重点。4月4日，德国成立了协调扩军备战问题的“全国国防委员会”。根据希特勒的旨意，陆军奉命在1934年10月以前把兵力从10万人增加到30万人，海军开始建造两艘2600吨级的巡洋舰，空军在“民航”的伪装下偷偷重建，在民用工厂掩盖下紧张进行军火生产。这些都是在秘密状况下进行的。德国国防会议工作委员会主席凯特尔在5月22日告诫他的部下：“不得失落任何文件， 因为不然敌人就将加以利用来进行宣传。口头上传达的事情是无法证实的，是可以赖掉的。”（17）
    在执行外交政策上，希特勒主要玩弄了英国这张牌。英国既是一战中的战胜国，又是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在西方国家中有一定影响。他把争取英国对德国的同情和支持、改善同英法两国的关系，作为德国摆脱凡尔赛条约约束，实现扩充军备的基本前提。希特勒上台后就谋求同英国改善关系，并派他的亲信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去伦敦，同英国政府说明纳粹运动的“和平与防御性质”。此后，德国还通过不同途径向英国暗送秋波，表示对英国的“友好”。同时，他利用反对苏联布尔什维主义极力靠拢英国。他说：“我不得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玩球，利用布尔什维主义这一幽灵来遏止凡尔赛列强，这使它们相信，德国是防止赤色洪水的最后堡垒。这是我们渡过危急时期、摆脱凡尔赛条约和重新武装的唯一办法。”（18）英国也确实把纳粹德国看作是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堡垒，对德实行绥靖政策，千方百计扶持德国，作为反对苏联的“屏障”，阻止布尔什维主义在欧洲的传播。希特勒还利用英法矛盾靠拢英国，打英国这张牌遏制法国对德国的对抗情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害怕法国在欧陆崛起，对欧陆实行“扶德抑法”政策，企图通过扶助德国来抑制法国，维持欧洲的均势，以保持自己欧洲霸主地位。法国和德国积怨甚深，大有水火不相容之势。英法是盟友，尽管它们之间有矛盾，但法国在对外政策方面基本上是唯英国马首是瞻，追随英国。希特勒充分看透了这一点。他利用英法之间这种关系，极力争取在重整军备问题上得到英国的谅解和默许，迫使法国让步。
    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德国代表要求其他大国在军备上平等对待德国。为满足德国的要求，英国代表团团长麦克唐纳在3月16日提出了一个“全面解决裁军问题”的方案，这是一个扶德抑法方案，即“麦克唐纳计划”。这个计划主张把法国陆军从50万人减为25万人，德国应扩充到这个数字，“保持德国的平等地位”（19）。法国害怕德国崛起，威胁法国的安全，认为“平等权利”必须以建立“集体安全”为先决条件，法国代表团对德国的平等要求持严峻态度。除英国外，其他大国也不同意给德国军备方面的平等待遇。希特勒的奢望暂时未能如愿。
    日内瓦裁军会议上受挫，希特勒仍不甘心。在“支持”罗斯福和平建议的5 月17日的演说中，他再次提出：德国要享有同其他国家平等的待遇，尤其是军备方面的平等。英国对希特勒的要求采取了同情态度。英国国内普遍存在着对德国的同情心理，认为凡尔赛条约对德国是不公正的，不能使这样一个大国长久处于卑下的地位。《泰晤士报》说希特勒的平等待遇的要求是“驳不倒的”。伦敦《旁观者》周刊认为希特勒已响应罗斯福的呼吁，这个姿态使惶惶不安的世界有了新的希望。罗斯福对希特勒接近他的建议也“感到很鼓舞”（20）。
    1933年9月15日，德国外交部长牛赖特又重申， 要求所有国家承认德国在军备方面享有“平等权利”，不然的话，“将产生一系列悲剧性的后果”（21）。德国毫不妥协的态度，使裁军会谈没有结果，未能实现“全面裁军”。德国的军备平等要求仍然没有得到满足。
    希特勒在“军备平等”方面的要求未能实现后，认为这是“对于一个酷爱荣誉的6500万人口的国家和一个把荣誉视为生命的政府，是一种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22）他借口“军备平等”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为理由，宣布退出裁军会议，随后又宣布退出国际联盟。希特勒在为自已的行动发表辩护的声明中指出：德国不能同意被认为是“第二地区人民”（23）。这是希特勒在外交上的第一次冒险行动。
    希特勒作出这样冒险的行动，是基于看透了西方列强色厉内茬的本质。西方政界和舆论界不少人认为希特勒要求修改凡尔赛条约、争取军备平等的要求是合乎情理的，只要不压得它太死，德国迟早会重返国联并重新参加裁军会议。
    当时，希特勒害怕国际联盟采取制裁措施，命令勃罗姆堡向军队发出准备武装对付制裁的行动。其实，国联完全有力量制服德国，但国联对希特勒公开挑衅行为采取了纵容态度，并没有采取任何的制裁行动，使希特勒第一次冒险行为得逞。
    1933年11月12日，在纳粹恐怖威胁下，希特勒利用德国人民对凡尔赛条约不满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就德国外交政策举行公民投票，结果以95％的赞成票拥护纳粹外交政策，支持政府退出日内瓦国际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纳粹宣传机器利用这一机会大肆吹嘘其外交政策得到全国人民拥护，使其冒险行为在国内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