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群众与阶级的研究
    历史活动主要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要创造者。马克思一向注意“人民群众的动机”。列宁曾指出：“评价历史事件，应当根据群众以及各个阶级的运动，而不根据个别人和集团的情绪”。⑧历史真相的确如此，没有巴黎的平民，便不会有攻克巴斯底狱；没有满怀激情的无套裤汉，法国无力在瓦尔米之战中获胜；没有英国自耕农和城市平民，查理一世也不会被处死。正是普通群众推动了历史运动的前进。里昂工人两次起义时，织工自发斗争，难于找出较为突出的领导人。1848年巴黎工人六月起义时，这方面也基本相同，最多我们只能看到参加起义的上尉凯尔索西曾为武装起义制定一项作战计划。要了解此类历史事件，必须深入研究普通群众的行动和思想。当然，有领导人率领的群众斗争同样值得我们关注。群众活动的历史这一重要课题，得到一些当代历史学者的探讨。阿尔贝·索布尔教授研究法国大革命期间巴黎无套裤汉的斗争，写出了举世公认的专著。乔治·鲁德教授研究大革命期间人民群众的活动，也获得了成就。⑨应该承认，我们在这一方面存在差距。我们是否可以着重研究英国革命、欧洲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时期普通群众的活动？
    对于近代各个阶级的研究急需提上日程。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我们应该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研究近代各国社会阶级和它们之间关系的历史。
    就无产阶级本身历史来说，它的运动由自发向自觉的发展，是值得重视的课题。如果我们将1831年里昂工人起义说成高举红旗、自觉奋斗，那么既歪曲了历史事实（这次起义举的是黑旗，1834年起义时才用红旗），也美化了自发性，实际上贬低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伟大历史意义。1831年起义时，“工人委员会”曾控制里昂市达半个月。起义工人宣布：应该由身上未沾弟兄们的鲜血的人担任管理者，但他们不知如何具体管理城市，从而释放了省长，仅限于监视其活动，还甚至请旧警察局长参加起义领导者们的争论。列宁在1901至1902年写成的《怎么办？》一书中指出：工人在其运动初期，开始感到必须进行集体反抗，罢工本身具有工联主义性质，“自发的运动受到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控制”，“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⑩我们需要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近代欧美如何逐渐传播，灌输给无产阶级，教育广大劳动群众，使他们由自发抵抗逐渐提高到自觉斗争的水平。
    对于其他社会各阶级的研究也需提倡。农民的历史作用在某些国家如法国、俄国的历史研究中，受到一定重视。但还需从比较长远的角度进行探讨，如法国农民为何在七、八十年的漫长岁月里，无力摆脱于波拿巴主义的迷恋；如何从俄国农奴的苦难中，从废除农奴制后他们遭受的资本主义压迫中，寻找俄国农民支持十月革命的深远原因。对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历史发展过程、历史地位与作用普遍注意不够，这样不利于认清无政府主义各种流派的本质与危害，若干社会主义流派的影响。我们还可以探讨资产阶级的变化、部分封建贵族成为资产者的转变，甚至剖析一个封建家族在近代的演变。法国先后曾出现一些有关著作，就是这种探讨的尝试。（11）
    五、关于所谓“次要”时期、国家和派别的研究
    研究世界近代史时，有主有次，本来无可非议，但是如果只有主干，抛弃枝桠，或将重要内容当作“次要”对待，这样的结果不是孤立与隔绝主要事物，便是使它们遭到忽略，歪曲庐山真面目。有时，整个历史时期或整个国家的历史被我们忽视。英国革命之后至法国大大革命之前的欧洲大陆，十七至十八世纪的荷兰，反抗拿破仑之后的西班牙、比利时、葡萄牙和北欧诸国，联邦制的瑞士，甚至某种程度也包括意大利和奥地利都未受到应有重视。人们往往用现代观念来对待历史，事实上，若干现代世界的小国家，在近代曾为欧洲大国、强国之一，曾经多次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奥地利为此类的典型。法国历史的研究中，也有若干空白，如1640-1789年，1794-1799年，1815-1848年，1848年6月起义后至巴黎公社前。其中，对于1640-1789年欧洲大陆历史的忽视，尤为严重。这是欧洲封建制度从顶峰走向没落，资本主义发展，国际争端丛生，殖民争夺展开和启蒙思想震荡旧社会的时期。挪威历史别具特色，这里从未实行农奴制，1814年埃德斯沃尔德宪法比当时欧洲的任何宪法更为民主。丹麦未经政治革命，从封建主义过渡到了资本主义。
    十九世纪初期比、意、西、葡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不曾受到重视。如果仅仅注意法国大革命，我们无力说明在它影响下全欧掀起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次浪潮。十九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若干欧洲国家的革命运动，也应加以研究。不研究近代西班牙的五次革命，便看不见这个国家激烈和曲折的阶级斗争。忽视西班牙近代史的研究，也难于深入了解亚非拉某些国家的近代史。同时，研究瑞典、奥地利和波兰诸国在近代的兴衰，有利于说明近代国际关系格局的重要变化。研究近代各国王族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了解近代错综复杂的国际战争。
    民粹派与烧炭党等所谓“次要”派别的研究也需加强，否则难于说明不同时期各国斗争历史的特色。民粹派不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派，但它在俄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作用不容低估。不研究民粹派的斗争，便难于了解废除农奴制之后至“劳动解放社”之前这一阶段的俄国历史。对于烧炭党人的历史也是如此。虽然我们找不到烧炭党运动公认的领导人，但是我们可以研究他们反对外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功绩和因为时代条件所限而产生的错误，从而进一步阐明意大利十九世纪初，尤其是二十年代的历史真相。
    由此可见，忽视所谓“次要”时期、国家和派别等历史现象的研究，有碍我们深入了解历史全貌和普遍规律。跳跃式，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隔断式。如此选择历史事件进行研究的方法，亟待改变。我们对于每个历史时期、每个国家、每个党派的研究，也应将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来进行，还它们以本来面目，展现出历史的辩证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