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陕西师范大学、韩城市司马迁学会等联合举办的全国《史记》学术研讨会于5月9日至14日在陕西师大、韩城市隆重召开。陕西省委、西安市委、渭南地委及韩城市委的领导分别参加了开幕式和闭幕式并讲了话。来自全国各地的80余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并向会议提交了51篇学术论文。在韩城期间，代表们参观考察了司马迁故里并题词留念。代表们一致认为，这次会议是《史记》研究上一次空前的盛会，对推动全国的《史记》研究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现就学术讨论中的一些问题概述如下：
    一、关于司马迁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与会代表认为，在《史记》研究中，首先应该充分认识和评估司马迁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国外学者称他为“历史之父”。国内的一些学者称他为“史圣”，都表现了对这位伟大的世界文化名人的地位的肯定。“史圣”的称誉应该固定下来。如果从史学、文学、哲学诸方面将司马迁与西方学者进行比较，就不难发现，司马迁无论在知识的积累、认识的深度、表现力的强弱方面，都有超出西方同时代文化代表人物之处。从这个角度讲，西汉时期的中国，不仅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方面居于世界前列，就以司马迁为代表的文化发展水平而言，也可以说居于世界前列。《史记》既是一部通史，也是一部百科全书。司马迁是古代文化史研究的奠基者，他对文化史、经济史、思想史、科技史、民族、地域风俗习惯、典章制度、文物、刻石、天文、历法、艺术等都进行了详尽的叙述与研究；司马迁也是我国医学史的拓荒人，为我们全面深刻地记述了战国到西汉初年的医学发展概况，为后世的史家起了示范作用；司马迁还是经济地理研究的先驱，首次对中国进行经济区域划分，对于经济地理环境与人们的经济活动的关系，各地物产与城市的作用以及如何充分利用经济条件进行了前无古人的研究。过去的研究往往只着眼于历史和文学两方面，忽视了司马迁多方面的成就和贡献，还有许多正待开垦的处女地。代表们还指出，建国以来的《史记》研究虽然成果累累，但与《史记》的成就和影响以及司马迁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仍然极不相称，与红学、《水浒》等方面的研究相比，也显得比较冷寂。鉴于此，充分认识司马迁的地位，对我们以后的学术研究将会大有裨益。
    二、关于司马迁的思想、天人观及《史记》的史学框架
    有的代表指出，司马迁的思想并非纯粹的单一体，但也不能视为杂家，而是汇融、摄取了各家思想的长处，形成一种组合型的思想结构，其思想体系的骨架是儒家。有的代表则认为，司马迁的思想是以儒道合流为基础，兼采百家之长。两种意见稍有分歧，但主要观点基本相同。
    关于司马迁的史学思想，有代表认为，其最可贵的是“承敝通变”的观点。这个观点抓住了古今之变的重要时期，代表了时代的心声和要求。还有的代表认为，司马迁“通古今之变”，不仅反映社会的政治经济形态，而且对复杂的社会心理作了细致的剖析，这种剖析说明了历史运动和社会心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司马迁写秦末农民起义的社会心理就说明了这一点。
    关于司马迁的德治思想，有代表认为，德治思想贯穿《史记》全书，这是继承了春秋以来的“重民”思想而来，实际上就是儒家“仁政”思想的进一步发挥，但他并不否定法治的必要性。
    关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许多代表认为，他冲破流俗的束缚，发出了赞颂商品经济的最强音。他已经触及到经济学中许多重大问题，诸如价值规律、商品生产、商品流通、货币产生、利润率、利息率、经营管理、商业竞争等等，值得我们珍视。
    关于司马迁的伦理思想，有代表认为，司马迁宣扬、赞美儒家的社会伦理，他本人亦是这种伦理的身体力行者，《史记》的撰写，体现了他对西汉王朝极大的忠和对其父的极大的孝。
    关于司马迁的天人观，这是《史记》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有代表认为，司马迁的天人观和与其相关的思维方式基本属于天人感应和神秘思维的范畴。同时，司马迁的意识深层也出现天人观与神秘思维、历史观与理性思维兼容并包的复杂局面，形成了沉重的内心苦闷，这种苦闷，既体现了对这个愚昧时代大胆冲击的强烈激愤，又反映了被这种时代愚昧所压抑窒息的沉重痛苦，这是一个已步入文明社会、掌握了一定科学知识，而又带有明显的神秘思维痕迹，被裹在浓烈的天人感应的社会思潮中苦苦挣扎而又不见出路的探索者的苦闷。有的代表则认为，司马迁一方面有着天人感应的思想，另一方面却在天人感应的框架下大谈人事作用，而常常又能突破这种框架表现出对天道的强烈怀疑和大胆否定。还有代表认为，司马迁所说“天”，大多是指时势，即指历史形势和时代条件，他评述历史人物，往往将人物放在特定的形势下进行具体分析，具有朴素的唯物论与辩证法。
    关于《史记》的框架问题，有代表认为，12本纪是全书的中心轴线和主干；本纪与表、书结合起来，构成《史记》框架的第一子系统，表、书是本纪所叙述的通史在天、地、人三维上的的展开和网络化；12本纪与世家、列传结合，构成第二个子系统，按照帝王——侯伯——士的顺序组成金字塔式结构，从三个不同的人事层次上再现丰富多彩的历史运动。在两个子系统中，本纪都处于中心地位。两个子系统各有重点，又互相包孕，既可分开，也可组合。这个框架具有巨大的史学价值以及现实意义。也有代表认为，框架的内涵应该指什么，还可进一步探讨，历史编纂形式可以多样化。
    在这次讨论会上，许多代表还对司马迁的人才观进行了探讨，认为司马迁不以人物事业的成败论英雄。而以其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判是非并给以应有的地位；从社会实践中观察言行，并根据社会效果考核其作为。在“太史公曰”里作出结论；从开明的统治者的擢士到有为的政治家的用人无不寄寓司马迁的理想；一反中国鄙薄科技工商的历史传统，竭力颂扬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各类人才；司马迁特别注重在逆境中成长的人才。司马迁的人才观在今天仍有其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