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逊时代》迄今仍在“杰克逊时代”研究领域占有不可移夺的中心地位。
    近年来，对于进步派的解释，特别是对小施莱辛格的劳工论断，人们已经提出很多批评，其中比较著名的有B·哈蒙德，E·派森；M·迈耶斯，J·W·德；瓦L·本森。
    布雷·哈蒙德和爱德华·派森同属于所谓的“创业家论”（Enterpreneuriat）学派，他们主张，杰克逊派人物都是些献身于主要机会的人，他们不是为激进的或反资本主义的意向所鼓惑，而是被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扩大争取个人利润机会的前景所激励。哈蒙德和派森都否认“杰克逊民主是一个工人阶级的运动，认为杰克逊的支持者，根本不是普通人民而是刚刚兴起的企业家。哈蒙德的代表作是《杰克逊、比卡尔和合众国银行》以及《从革命到内战期间的美国银行与政治》；派森的观点集中体现于《杰克逊时期的美国》一书中。哈蒙德认为，杰克逊派人物都是些“更新的、更富于进取心的制造商，他们同陈旧保守的批发商阶级势不两立。”在派森看来，杰克逊是反对劳工和反对不把选票投到他的名下的工人们的。派森写道：“事实上，‘杰克逊民主’没有把权力给予汤姆·狄克和哈里（按：即“普普通通的人”），而是给予了那些精明的、雄心勃勃的、富有的和最谙熟如何使自己势力增大的能干的政客们。”
    马温·迈耶斯著有《杰克逊的信念》，约翰·瓦德著有《安德鲁·杰克逊：一个时代的象征》。他们都把注意力集中于象征主义和心理学，试图以此来解释杰克逊的奇迹。与众不同的是，通过这种补充研究，他们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在杰克逊身上，美国人发现他既不是阶级的也不是地方的代表，而是旧式共和党人美德的化身。迈耶斯甚至认为：当杰克逊派确实在寻找主要机会的时候，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仍然维系着反商业的信念。
    对小施莱辛格的解释及其他历史学家关于“杰克逊民主”的解释予以最严厉反驳的，恐怕要算李·本森了。本森在其1961年出版的《以纽约为例论杰克逊民主之概念》一书中，一反众家所言，认为杰克逊党的声明全然是哗众取宠，杰克逊民主纯粹是子虚乌有的事儿。本森的论点主要是从1844年纽约州的选举中得来的。他运用关于人种同种族的同一性、宗派关系、心理与社会的概念、民主党支持者的生活方式和价格与资料以证明他的观点--选民复杂的动机受经济的影响要比出於对其他的社会阶级的考察大得多。本森的结论是很不客气的，他说：所谓“杰克逊民主”的概念，应该当做理解那个时代政治的绊脚石来踢开。
    当然，对进步派史学家的解释欣赏不已的亦不乏其人。颇有代表性的是R·A·鲁特兰和R·霍夫斯塔特。
    R·A·鲁特兰是弗吉尼亚大学知名的历史教授，主要致力于美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1979年他出版了《民主党：从杰斐逊到卡特》，对“杰克逊民主”作了这样的解释：“如同查尔斯·A·比尔德所注意到的，‘杰佛逊民主’，简单地说，就是联邦政府控制在由蓄奴的种植场主贵族领导的农业团体的手中，并且在理论上否认利用政府为任何资本家集团、财政、银行或制造业谋利的权利。如果用靠自身奋斗而成功的其手指放握在农场主的脉博之上的职业员来代替上面的蓄奴的种族种植场主，这样，你就会得到关于‘杰克逊民主’含义的解释了。”
    R·霍夫斯塔特是战后新保守主义派史学家中最负盛名的代表之一， 他提出必须强调“社会一致”的思想，以“一致论”改写整个美国历史，认为美国史上从来没有欧洲人所理解的那种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
    在《杰克逊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兴起》一文中，霍夫斯塔特提出：“杰克逊民主”不只是美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同时也是美国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他写道：“对于那些生经福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的人们来说，在杰克逊的民主政治中看到了‘新政’的早期表演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两个时期在表面特征上有很多共同之处。杰克逊运动和新政都是大的公众集团反对一大撮商业贵族及其同盟者的斗争……新政中民主改革者们被促使着去向许多传统的美国资本主义的傲慢作风挑战，而在杰克逊时期，民主潮流则跟小资本家的勃勃雄心紧密相联。”
    在结束本文之前，还应提到的是二、三十年代出现的“老左派”以及战后五十年代崛起的“新左派”史学家。一般说来，老左派史学家，如福斯特、丰纳等人，对于“杰克逊民主”都是持肯定和赞扬的态度，丰纳有时还把杰克逊看成是美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和政治领袖，虽然这不甚恰当，但从总体而论，老左派的观点是比较公允的。“新左派”自认为是“老左派的继承者”，但他们对于“杰克逊民主”的看法却贬多褒少。之所以如此，恐怕主要是“新左派”史学家是怀着新的“政治激情”来评说历史的。他们对于美国的黑人史、奴隶制、废奴主义、女权问题以及美国扩张史等有着较大的研究兴趣，然而，这些课题在杰克逊民主运动中却不占有主导地位，或许可以说是它最无光彩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