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近期社会党的胜利与人民阵线在1936年的胜利进行比较研究，就是要探讨这两个时期中法国所经历的“意识形态危机”。
    在着手这一比较之前，我们必须确定我们探讨的这两个时期中经历的意识形态急剧变化过程的确切时限。三十年代这一次，我们将其定为从1932-1933年，即仅仅在人民阵线胜利前几年；最近这次，其酝酿的时间似乎要长得多。固然要把1974年以来经济状况恶化作为其中的因素，但意识形态变化过程的起源或许可以更为确切地定在1968年的5月事件。
    意识形态危机的征兆
    法国三十年代意识形态急剧变化的起源至少可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与重建时期沉重的财政负担使法国沦为债务国。这就产生了双重结果，其一是使法国与国际经济联系在一起，从而削弱了它在世界性衰退中的防卫能力；其二是使法国政府在二十年代陷入货币与预算困难，这就使人们削弱了对议会制度的信赖。苏联与墨索里尼意大利的出现产生的意识形态影响也播下了以后争论的种子。虽然这些变化的影响因为1918年军事胜利引起的幻想，工业增长及二十年代国际形势的相对平静而减弱，但是，第三共和国政局持续不稳定，主要政治组织又无法针对这一新情况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凡此种种都是使人们不断背离这一制度提供的政治选择。右翼集团的兴起、1934年2月6日巴黎的骚动和1936年6月的大规模罢工都反映了一种超出议会活动范围的模式，及持续到三十年代末的政治暴力。
    右翼方面，保守派舆论的调子主要是由巴黎右翼报刊、拉罗克的法兰西社会党和多里奥的法兰西人民党定下的。正统的议会中的右翼因担忧被这种发展所挫败，愈来愈多地对第三共和国制度持批评态度。左翼方面，则从现存政治活动渠道解脱出来。人民阵线运动超出议会活动范围、1936年6月罢工和静坐示威、共产党在1936年选举中得票大增，都是这种情况的例证。最后是多年来充当第三共和国议会支柱的激进党。在达拉第1934年2月7日辞职后开始无可挽回地衰落。
    政界和知识界意识形态冲突的加剧反映了群众政治向背的这些重大变化。走向衰落的激进党出现了一代“青年土耳其”派。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剑拨弩张的派别运动导致了1933年“新社会党”的分裂，这一分裂使昔日重要的社会党人如迪亚和马尔盖最终走上与纳粹占领当局合作的道路。右翼议员公开与议会外的集团串通一气。甚至象安德烈·达第厄这样有威望的温和派政治家也因其改造制度的希望破灭而步入极右立场。最可笑的是雅各·多里奥，一个重要的共产党人和圣丹尼市市长，在1934年率领他的联合会中的大部分人离开了共产党，成为公认的法西斯主义的法兰西人民党的建立者。“意识形态危机”就是这样贯穿整个三十年代。
    然而，1932-1934年这一时期具有特殊意义。在这几年里，某些知识分子团体试图对现存社会经济秩序和第三共和国政治提出全面系统的批判。这反映了他们对政党的表现与意识形态论战的现存条件的普遍不满。
    1934年2月后，政治力量的迅速分化消除了可以实现意识形态融合的幻想。所谓三十年代的“不因循守旧者”由于人民阵线的发展、右翼向独裁主义观点转变、外交政策抉择对法国内政影响的不断增加等原因，被驱回非左即右的框架里。然而，正是在1932-1934年试图更新意识形态的短时期内，形成了三十年代政治与意识形态危机的轮廓。
    如果以为当代“意识形态危机”的征兆会与三十年代的完全相同，那样就错了。当代围绕着第五共和国政治制度出现的舆论比三十年代少，似乎是先进资本主义社会基本副产品的政党斗争的火药味普遍减弱。当然，1965年5月事件是法国， 或者笼统地说是欧洲的这种更为柔和的政治表述形式的具有戏剧性的例外。虽然七十年代经历了政治向背的基本变化，但并未出现三十年代那种狂热的、经常是暴烈的政治活动。
    1968年5 月动乱在不同方面表现了迄今受到压抑的民众对戴高乐政府机构与左翼主流派政党的不满。它还意味着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原理提出怀疑。七十年代的危机明显地加强了对这一制度的怀疑。尽管5 月事件的直接影响是有限的，它在何种程度上加速了戴高乐派的舆论力量。随着蓬皮杜的继任，戴高乐主义日益失去作为拥有全国性号召力的一种运动的形象，成为一个可以辩认得出的右翼“政党”。在七十年代期间，戴派政党相继失去总统、总理职务及在议会中的统治地位，最后在1981年成为在野党。
    戴派衰退的最初受益者是独立的中间派与右派集团。它们集结在吉斯卡尔总统的旗帜下，在1978年组成一个选举联盟，它在议会获得的席位与戴派不相上下。戴派的衰退也有助社会党非同寻常的复兴，它从六十年代末濒于灭亡的状态，最终在1981年第五共和国的议会选举中取得了最多的选票。传统的戴高乐主义的衰退伴随着共产党命运的更急剧的衰落。 共产党的选民基础不断受到社会党的侵蚀。 它在1981年所获得的选票减少到四十五年来的最低数字。
    应该承认，戴高乐主义是一种社会经济发展特定模式的政治表现。它的社会基本原理受到1968年5月骚动的挑战，它的经济生存力因为七十年代的衰退而遭到怀疑。传统的戴高乐主义曾与迅速的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它那种乐观向上、适应当时需要的社会精神气质在1973年石油危机后那种萧条的经济气氛中已经不再适应了。这有助于产生一种意识形态的真空状态。
    谋求思想上的信赖是近些年主要政治机构最关注的事情，虽然追求选举优势经常掩盖或曲解这一点。
    其迹象之一是戴派政党本身在雅各·希拉克领导下，摆出了与六十年代大为不同的姿态。吉斯卡尔·德斯坦试图把独立的中间派、右派团体熔合成一个紧凑的政治联盟。新右派在1979年夏突然进入公众意识，虽然就其影响的广度看重要性有限，但它进一步证明右派注重意识形态问题，企图在戴高乐主义衰退时谋求重新获得人们的信任。
    左翼的思想动荡同样是深刻的。共产党没有能够使自己的学说与策略适应变化着的局势，是近五年来该党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离异的关键原因。
    法国社会党在近十年令人瞩目的复兴是同它的意识形态更新计划、同与旧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机会主义和墨守传统形成强烈对比的社会现代主义和经济激进主义形象的成功发展是分不开的。社会党似乎较之其它党更注重1968年5月的经验教训，因而也更多地从不断增长的七十年代的经济不满和政治幻灭中获得好处。然而，如果说他们这样就解决了人民阵线未能解决的“意识形态危机”的话，那就过于天真了。
    尽管在法国历史的这两个阶段中，历史条件及对问题的理解方式颇为不同，我们还是要指出左派两次都是在政治幻灭和意识形态混乱背景下上台的，并面临着打碎现存经济政治实践模式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