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危机的实质
    在三十年代意识形态论战中至关重要的某些因素在当代这一次已基本消失了。环绕着第五共和国制度正在出现第三共和国结束时期显然缺少的一种舆论。也许这本身是一种新政治情绪的征兆，是人们对社会经济现实的关切超过对宪法结构的迷信的表现。在两次大战之间不满的主要领域之一是第三共和国未能产生稳定的多数派政府，因而宪政改革计划在三十年代的许多次意识形态主张中占据着中心位置。敌视议会民主的政治传统的复活与呼吁实行其它国家进行的独裁试验结合起来，削弱了任何制度赖以依靠的政治舆论力量。这使三十年代的政治冲突带有一种与第五共和国时期大为不同的不信奉宪法的性质。
    近年来国际局势的紧张与动荡不安在表面上使人回忆起三十年代。但是，它对国内政策的影响却不同。当然，在世界政治中仍存在着“意识形态分歧”，但其性质已大大改变。超阵营制度已成为国际政治的严峻现实，并被地缘政治竞争与军事共存的战略需要不断强化。列强的社会和政治发展模式不再在思想意识上激起强烈的模仿。在法国，三十年代世界舞台上的意识形态对立在国内具有深刻的分裂性影响。而今天，想形成一种独立外交政策的意图会得到跨党派的支持。这样，不管国际局势仍如何影响公众情绪，但其分裂国内领域政治忠诚的能力大大减少了。
    1932年-1934年是第三共和国衰落的一个关键时期。在那几年里可以看到世界萧条在法国的最初影响、地区性社会抗议活动的开始以及纳碎主义在德国的胜利。而这几年里的情绪是政治折衷主义与模棱两可的情绪，而且伴随着戏剧性的政治背叛与不同舆论的奇怪的汇合。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巴黎知识界试图一起对当时的社会与政治秩序进行广泛的批判，并提出另一种意识形态的选择，以打破现存政治正统观念的僵局。在某种程度上，这包含着对毫无意义的学说及当时支配议会政治的问题的摒弃。右派因为追逐狭隘的阶级利益，排斥一切社会改革方案而遭到抨击。激进党被看作是一种总是重弹老调的垂死力量，已经被击败。社会党与共产党则分别以不同方式被其教条主义和唯物主主义逼入困境。然而，在其背后还存在着更深刻的哲学批评。
    这一状况的实质是同时否定经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的集体主义学说。前者被斥责为对私有财产原则的愚蠢歪曲，它根本没有增进人类社会福利，却造成信贷和寄生资本的专制、垄断的增长、为生产而生产和劳动的非人道论。而马克思主义则被视为是自由放任主义的简单衍生物，同样被禁锢在唯物主义逻辑里。
    这种思想是在三十年代早期右翼思想家与更为自由的传统之间暂时聚合的产物，前者试图把“社会”范围融合到保守思想之中，后者谋求清除社会思想中那些表现为由第三国际所体现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严峻的决定论的东西。这些不同集团实际上在探索经济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空间。他们暂时停留在一系列原则表述上，这些原则表述造成某种意识形态汇合的幻想。所谓的“个人人格至上论”学说提出现存的经济与政治对立可能被以“合作主义”为基础的社会组织的新形式所超越。这一三十年代最流行的经济方案之一的观念设想是，在工业企业内部要有一个雇主与工人的合作组织，要有效地把经济与专业利益集团结合进国家的立法与行政职能。
    “合作主义”思想的反动含义是众所周知的。它依据的是雇主与工人之间利益一致的观点，因此不仅否定阶级矛盾的存在，而且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的现实。毫不奇怪，这些观点在三十年代期间在极右派团体里最有市场。像“青年右派”这样的团体要求实行彻头彻尾的独裁政体。《新秩序》的吉博拉与卢斯多帮助起草了拉罗克的《火十字团纲领》，而让彼埃尔·马克桑斯也为“法兰西团结”起草了纲领。马克桑斯和右派组织的其他成员，如德吕厄·拉罗舍尔和梯也里·莫尔尼埃最终加入了多里奥的法西斯主义的法兰西人民党。他们的合作主义思想，与让·库特罗和以马塞尔·迪亚为中心的新社会党人提出的专家治国思想构成了维希“民族革命”的思想体系的一部分。
    然而，这不是三十年代早期意识形态论战中出现的唯一潮流。莫尼埃的“精神”团体最终把自己与人民阵线运动合为一体，其原来领导人中有三位：加雷、伊扎尔和于莫最终加入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而两名过去与《新秩序》过从甚密的人物菲力普·拉姆尔和彼埃尔·奥里维埃·拉比作为人民阵线侯选人参与了1936年竞选，后者还成为勃鲁姆政府的一名副国务秘书。较早的“既不左也不右”的口号被视为是反动的“死胡同”而不断遭到唾弃。合作主义学说转变成为更为专门的社会主义建议。象“精神”、“第三种力量”这样的团体·《计划》杂志和后来的法国总工会在三十年代后半期试图在一部分实现集体化的经济部门中推广经济计划概念、由经理、工人、消费者组成公共机构控制关键性的金融与工业企业，实行凯恩斯经济管理方式。这些主张为法国社会民主机构的建立指出了道路。
    在人民阵线试验以后的四十五年里，许多三十年代的意识形态混乱与模棱两可的问题已被解决。与其它西方社会相比，法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嫁接社会民主主义的职能……凯恩斯经济管理、混合经济、社会福利和某种程度的预先计划。在八十年代的经济衰退中，这种制度又成了问题。然而，也许它对三十年代法国的问题是适宜的，也许它对大战以来欧洲经济的恢复至关重要，但这套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相联系的制度与技术日益失去人们的信任。传统的凯恩斯补救方法在通货膨胀、失业、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条件下已不再同样灵验了。人们日益地把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机构看作是一项经济负担，而不再是经济增长的刺激因素。法西斯的合作主义、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经济自由主义与苏联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空间”看来已充满被废弃的东西。
    当代意识形态危机的严重性从这一事实中可得到最好的说明，即在包括法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里，右派们已转向货币主义学说。这一学说是三十年代时就被认为已衰亡了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改头换面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