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同志是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之一。在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和发展而进行的斗争中，他曾做出卓越的贡献。他是继李大钊同志之后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代表；他是二、三十年代中国近现代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中马克思主义派的重要代表。探讨李达在这期间的史学著作，将有助于我们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成长史的认识。
    一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社会史问题论战，表面上看来是关于中国社会历史形态的论争，实质上它是继续坚持中国革命还是取消中国革命之争。从史学上说，它也是用什么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之争。所以，这场论争反映了中国史学正在发生的变革。
    中国现代的史学变革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先导的。二十年代前期，李大钊、李达、瞿秋白、蔡和森等传播唯物史观，为这场变革做了理论准备。他们还讲授、撰写“社会发展史”，运用唯物史观做改革旧史学的尝试，其中以李达和蔡和森最为著名。李达1926年出版的《现代社会学》的主要内容是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它分析了社会的构成、社会和国家的起源和发展，考察了人类经历过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展望中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阐明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和途径，使人们对人类社会的历史、现状和未来都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虽然它着重阐述唯物史观和中国革命问题，对中国历史的分析很少，但是它对研究中国历史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循此，人们也找到了寻求中国社会进化法则的通道。所以，大革命失败后，当文化界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展开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的论战时，进步的学者就能够通过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正确分析，提出寻求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问题的正确答案。”①
    在传播唯物史观时，李大钊、李达都提出了改造旧史学的任务②。他们分析了历史唯物论与各社会学科的关系，指出历史唯物论是各社会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南，中国的旧史学必须以历史唯物论为指导来一番彻底改造，中国的历史必须重新改写。他们的这些论述体现了中国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但是要实现这个任务，无论在史学理论上或是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上尚须做出新的努力，进行一番艰苦的探索。
    1927年以前，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在我国虽然已得到传播，但是这种传还播是初步的。当时，除了瞿秋白曾简略地介绍过唯物主义辩证法外，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都来不及对唯物主义辩证法进行研究和传播。要创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理论准备上，尚待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介绍给中国学术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等也有待于进一步介绍，并结合中国的社会历史进行研究和阐述。在中国社会历史问题论战期间，许多学者在这些方面都做出了努力，李达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李达这个时期的翻译和写作广泛涉及哲学、经济学、史学、法学等许多学科，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为其著述的主体，代表作是《经济学大纲》和《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详细地论述了历史上的各种社会经济形态，并在其有关部份针对当时的社会历史问题论战而发论，这些论述以其严谨的系统性和针对性引起学术界的特别重视。《社会学大纲》一书是我国学者写的第一部把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作为具有严密逻辑结构和历史证明的完整体系进行系统论述的著作。当时，它被看作是“辩证唯物论的历史学说”，“博得了一般学术界对它的重视”③。它阐述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理论和二者的关系，把辩证法引入历史认识，指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包括史学在内的一切学科的唯一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清算了当时流行于我国史学界的唯心论、实验主义、机械论等的理论根源，这在当时对我国的史学界都极有意义。因此，翦伯赞在批评当时史学研究的各派错误时提倡说，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是值得历史研究者一读的”④。从历史上看，这部书虽然不是史学理论专著，但是它对于三、四十年代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论专著的产生也起了启导作用。此后，许多学者对中国社会历史问题论战和史学研究从理论上进行批判总结，陆续出版了几部史学理论、方法论专著，形成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论论著的新局面。
    中国社会历史问题论战中的一个理论缺陷，是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缺乏整体的把握，不少的文章中虽然都不缺乏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概念、范畴和原理，但是却做出了似是而非的或错误的论断，或玩弄马克思主义词句，混淆视听，以期达到他们的目的。李达《社会学大纲》一书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进行完整的系统论述，给人们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予诸多启示。他把历史唯物论概括为：第一，把社会当作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有机体去把握，阐明其固有机能与发展规律，说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联及统一，从而描述一定社会形态的生动形象；第二，把社会当作客观的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去理解，阐明特定社会的特殊规律及社会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的特殊规律；第三，把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五个发展阶段，阐明各个历史阶段的特殊形态与人类社会一般发展形态的统一，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他反对机械论和形式论割裂和曲解历史观与方法论的关系的企图，指出历史唯物论是唯物辩证法在历史领域的具体运用，社会发展理论与社会认识方法是统一的，社会理论与社会实践是统一的。他说，当作方法论看的历史唯物论，其主要之点是：第一，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上认识各种社会历史现象；第二，以生产关系总体为基础说明基础与上层建筑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第三，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为根源说明一切社会现象的矛盾冲突，从而把社会当作一个发展过程去理解⑤。这些阐述，诚然是属于哲学范畴的理论，但是它们的史学意义是不容置疑的。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建时期，学者们虽然已经认识到各社会学科应各有其具体的理论和方法论，并且也在这方面做了种种努力，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不可能创造出今人所说的以历史唯物论为指导的、专门适用于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以历史唯物论及其方法论作为指导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这在当年是历史的必然，也曾起过重大作用。李达所阐述的唯物史观和辩证的历史认识方法，对中国社会历史问题论战和创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