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也致力于历史研究。除了写作过一些有关历史问题的文章外，他曾多次表示要写一部新的中国历史。二十年代时，他曾邀约几位朋友，计划写一部中国历史，但因为没有时间而没有结果⑥。三十年代，他在北平大学讲授世界历史课，写成《社会进化史》⑦。这是我国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写作的第一部世界通史。它的写作与当时的中国社会历史问题论战有密切联系。在这部有47万字的专著中，他对从原始社会至第二国际时代的世界历史做了系统的阐述，在叙述中，他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制和封建制问题，都针对当时的论战而发论；他把论战中的一些重要历史问题放到世界史这个大系统中进行考察，以及他分析世界史各社会形态时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史问题的研究无疑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在中国社会历史问题论战期间，李达先后执教于上海、北平各大学，是著名的“红色教授”，对许多史学家、特别是正在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史学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侯外庐回忆说，当年在北平讲授马克思主义的，“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在自得识李达同志，仅半年交往，便终身师事。我常常去向他请教问题，他也很愿意和我交换看法。我们在一起讨论过社会史论战中存在的许多理论缺陷。他对于社会史论战是十分关注的，对论战中的托派理论保持着非常敏锐的警惕性”⑧。在论战中李达指导吕振羽、吴泽等走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道路的事迹，也是史学界所熟知的。李达指导吕振羽写成《中国社会史纲》一书。这本书批判胡适、陶希圣、李季及马扎尔、波格丹诺夫等人的错误，开辟了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史的新天地，把从原始社会到近现代的中国历史清理出一个井然的系统来，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性著作之一。李达在论战期间所写的史学、哲学、经济学论著和他对青年学者的教诲，都将铭记在论战史上。
    二
    二十年代初期的社会主义问题论战，从对“国情”的认识这个角度说，已经拉开了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序幕。当时，张东荪、梁启超、胡适等人说中国封建势力在两千年前早就崩溃了，中国也没有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险，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实业。对这些歪曲中国近现代社会性质的论调，李达最先发起反击。从1920年起，他先后发表了《张东荪现原形》、《社会革命底商榷》、《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何谓帝国主义》等文章，指出中国二千年来一直是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虽然有了初步的近代工业，但经济命脉为帝国主义者控制，“中国就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中国存在田主与佃户、资本阶级与劳动阶级、国际资本与中国劳动阶级三种阶级对峙，中国无产阶级受三重压迫，中国有产阶级受两重压迫；军阀代表封建阶级和帝国主义，国民党代表有产阶级，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共产党要联合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军阀统治。《现代社会学》一书做了更全面的分析，指出中国社会是“半封建”社会，是“帝国主义国家之半殖民地”；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中国革命要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联合；中国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它要通过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些论述已正确地揭示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并且较早地提出了民族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相联结的思想。
    大革命失败后，社会性质问题又被再次提出，并展开更为激烈更为深入的论战。这次论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说与托陈取消派的资本主义说或所谓商业资本主义说的论争。“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里在这个问题的论战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有李达等人”⑨
    1928—1929年，李达连续发表《中国所需要的革命》、《革命过程中的民主革命》、《现代中国社会之解剖》三篇文章和出版《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社会之基础知识》、《民族问题》三本书。这些著作或专门论述中国近现代社会性质问题，或部分论述了这个问题。接着，李立三、蔡和森和新思潮派诸人也纷纷发表文章反击托派，形成论战高潮。到三十年代，李达又发表《中国现代经济之序幕》、《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两篇长文，全面论述中国古代和近现代的社会形态。他这个时期的论述，其基本思想仍与二十年代前期的论述相同，但是更为系统和深入了。他这个时期的论述有三个特点：
    第一，有批判地运用当时所能搜集到的社会经济史料，依据马列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上，对中国社会这个巨大的有机体的结构要素、结构系统以及它们按一定比例结合为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进行剖析，并对论战中提出的诸如帝国主义是否绝对破坏封建制度、商业资本是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等问题做深入的论述，清晰地勾画出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形态，正确地估计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有力地驳斥了托陈取消派、新生命派、动力派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歪曲⑩。
    第二，把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划分为1842—1880、1881—1914和1915以后三个时期，分别对国际帝国主义从军事侵略到输入资本、进而通过控制封建主义势力而控制中国的过程，对封建主义从反抗国际帝国主义到投降、依附国际帝国主义的过程，对民族资本主义从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积累向产业资本转化及其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压制的过程，做历史的描述和论证，并把这些过程放到社会整体的统一的历史进程中考察，揭示中国陷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过程（11）。这样的分期研究，是非常深入而独到的。
    第三，把中国社会问题置于世界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这个大系统中考察，以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他以商品为出发点解剖世界资本主义社会，分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与被压迫民族的矛盾、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阐述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的关系、民族解放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关系，指出“中国是世界社会的一个局部，必然要跟着社会进化的潮流前进”；中国革命“已成为向来所拥抱着的一切世界经济的矛盾之清算者和新局面的打开者了”；中国革命“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铲除封建遗物，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质，后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必然的归趋，必到达于社会革命，而与世界社会进化的潮流相汇合”（12）。
    这样，李达在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把我国近现代社会性质确切地概括为“半殖民的半封建的社会”这个完整的概念（13）。他的这个概括后来遂成定案，为人们所普遍接受；他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的思想，也已为历史所证明。
    在二十年代前期，李达已重视民族问题的研究；他在《现代社会学》中已设专章阐述古代的、近代的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论述殖民地国家民族民主运动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联合问题。他1929年出版的《民族问题》是我国学者用马列主义观点写的第一本论述民族问题的专著。它论述了氏族、种族、民族的关系和区别，民族的特征，民族的产生和发展，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问题和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问题。这些论述对人们认识中国近现代社会性质、驳斥帝国主义的侵华谬论，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观察中国历史上尤其是近代的民族问题无疑是有益的”（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