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亘古未有的大潮挟着10亿多人民的夙愿，排山倒海般地袭来，她揭开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序幕。当今中国社会在变，政治在变，经济在变，文化在变，价值观念在变，一切在变。千变万化，其于学术思想激荡尤深。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各种西方后现代主义流派的移植或嫁接；美术作品中反传统情感的倾泻；经济学直接与马克思对话，为深化的经济改革提供战略咨询；法学正在为建构一个法治的新纪元进行筚路蓝缕的拓荒工作。唯独史学依然故态，正在争论着有没有危机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于是，这就不能不引起任何一位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史学工作者反思这样一个问题：当代中国史学向何处去？或者说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当代中国史学究竟能不能有所作为？象我们这样一个在世界上最富于史学传统的民族，最具有历史感的文明古国，史学传统会不会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式微下去？
    这是当代中国史坛最迫切要求回答的问题。苏东坡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会不会因为我们局促在史学一隅而缺乏自省呢？如果存在着这种可能性，海外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在《史学与传统》一书中的种种议论应该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
    1“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史学一向是最有光辉的一部学问。但时至今日，史学竟大为衰落了。”①
    这是余先生开门见山对当代中国史学作出的总体估价。应当说明，对当代中国史学进行总体评估绝非容易简单的事情，因此余先生的这一估价自然也就不能为中国史学界所轻易接受，然而这一点已经为近年关于史学是否存在危机的讨论所证实。一时间赞同者谓之有，反对者谓之无，各持己见，争议不下。其间除了因对“危机”的理解（理解已经包涵了意见）差异外，更多的是纠缠着感情的因素。那些搞了一辈子历史研究的并且已经取得了相当成就的老一辈学者，辛苦了一生，墨耘笔耕，用传统的史学方法，写出了自己的著述，他们对“危机”的这一提法，非常反感。对于这种心情，我们是充分理解的。但是对当代中国史学做出清醒的估价毕竟不是感情的力量所能取代的，而当代史学要想实现超越，又必须从这里起步，所以这里我们就有必要倾听一下海外学者的声音，以避免出现“当局者迷”的情况。这里还应当说明，我们这里提出的“衰落”——“危机”，不是针对某一位史学家或者某一部史学专著而言的，而是就当代史学发展总的趋势而讲的。在总的衰落的颓势下并不意味某一位史学家不能写出好的文章，不能做出超越前人的成绩，也不是整体上否定了当代史学业已取得的一些成绩。
    2无庸讳言，当代中国史学正在我们手中每况愈下地衰落下去，其主要表现为：
    1.后代人为前代人自觉修史，这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宋代以前是私修，宋代以后衍为官修，因此得以有一部二十四史留传于世，这是至今我们都引以为自豪的事情。大家知道，长期以来我们对成于清室遗臣的《清史稿》并不满意，但时至今日建国已至不惑之年，我们还拿不出一部足以赓续二十四史，超越《清史稿》的大型清史。因此，二十四史也好，二十五史也好，很有可能在我们手中断线。不要说清史，就是中华民国史、中国军阀史、中国政党史、国内革命战争史、抗日战争史、解放战争史、国民党史，甚至就是中国共产党史我们也拿不出象样的、大型的、不愧于二十四史的一部来。延宕这么长时间不能为前人修出历史，这还是清代以前很少出现的事情。
    2.美学家蒋孔阳先生最近撰文指出，从“五四”到建国，学术研究令人有一代不如一代之感。②这一隐忧是十分犀利的。如果我们依照蒋先生的意见把“五四”视为现代的开端，则这种学术研究人才（队伍）的萎缩和退化（主要就学术研究的质而言）事实上在步入现代以前便开始了，只是这种退化还不明显，还不易觉察罢了。但是梁启超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梁氏把清代学术思想变迁史概括为四期：
    （1）启蒙期，其代表人物为顾炎武、胡渭、阎若璩；
    （2）全盛期，其代表人物为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
    （3）蜕分期，其代表人物为康有为、梁启超；
    （4）衰落期，其代表人物为俞樾、孙诒让、章炳麟等。
    梁氏认为清季学术，至蜕分期而开始衰落，而康有为和他本人正处于衰落的起点上。其具体表现在康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③。在梁启超本人则“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④。至章炳麟，虽在衰落期“能为正统派（这里系指全盛期朴学大师——作者注）大张其军”，然而因其“谨守家法之结习甚深，故门户之见，时不能免，如治小学排斥钟鼎文龟甲文，治经学排斥‘今文派’，其言常不免过当。”⑤梁氏此番高论，实乃知己知彼之谈。
    近代史学这种衰落形势“五四”以来日益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