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对于史观学派来说，习惯于“用一种超历史的历史哲学的学说代替具体的史学研究”，即以“外国的，主要是西方的历史发展的抽象模式”，譬如用对人类社会发展五个阶段，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的僵化理解，削中国历史之足，以适欧洲模式之履。这实际上是欧洲中心论，是将西方历史上一些局部有效的概括性论断，错误地看成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普遍性规律。因此，史学研究“不是在丰富的历史经验中寻求中国文化发展的型式，而是运用中国的经验来‘证实’马克思的‘一般性的历史哲学学说’”（第12页）。
    4.自清末以来中国思想界，特别是史学界一直处在一种不健康的急迫心理的压力之下，因此中国学者的视野和胸襟都不够开阔。“他们往往不能对中西文化在道德、宗教等精神层面所遭遇到的现代危机有任何深刻的同情和理解”（第178页）。因而对自己缺乏深刻的自省，对西方文化也缺乏深入的了解。
    余氏以上分析，虽然我们不能完全首肯，但应当说是坦诚的，其中颇多切肤之谈，个中道出了许多当代史坛的痼疾。应该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上述论述使我们自然联想起近年来史学危机的讨论中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史料学派认为史学必须与时代脱节，考出一个名物，等于发现一颗新星，此何危机之有？史观学派认为史学必须与现实挂钩，否则史学研究还有何用？它实际上是两派长期争论的继续。危机论者关于旧史学范式、方法、理论危机的论点，其中虽不乏卓见，但似乎缺少余氏的思考深度，忽视了现代史学自身历史的考察，以至于容易使人发生误解，认为认识不能一致，是“代沟”造成的。反危机论者，似乎对当代史学面对改革、开放的大趋势无动于衷，他们恐怕还没有考虑到当代中国史学要从我们手中崛起的伟大历史使命，难怪他们依旧在起劲地鼓吹“回到乾嘉去”，“史学研究只能采取实证主义”这些老掉了牙齿的论调，这不能不是当代史学令人惋叹的一个侧面。
    4“无论我们在今天怎样不满意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他们所留下来的研究业绩终究是不可废的，并且将成为今后中国史学发展的基点。”（第13页）
    现代史学的崛起只能以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业已取得的成绩为基础。虽然现代史学五六十年来一直处于衰落的颓势，但是“由于传统凭藉的深厚，在现代中国的一切学科之中，史学仍不失为较有成绩的一支”（第2页）。这是该书的又一重要论点。非常遗憾的是，余氏没有向我们具体说明现代史学究竟取得那些重要成绩。
    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相比较，我认为前者阵容强大，成果显著，大大地超过了后者。其最称道者是顾颉刚等先生主编的《古史辨》。李泽厚评定：
    “《古史辨》成绩斐然，在七大册中提出了一大堆中国古代史的重要问题，这是学术成就，并不只是意识形态的工作。尽管许多具体结论、观念今天都已过时，但它毕竟替中国现代史学脱开旧模式旧观念打下了基础。尽管以后不一定再疑古再辨伪了，但那近代学院式的细密考订的科学精神、实证态度和微观方法，却日益丰富发展了。它的学术的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影响，一直延续到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步进入史坛以后。”(13)
    这最后一句话，我以为还是低估了史料学派的影响，时至今日史料学派的观点仍旧统治着中国史坛。相当一部分学者固执地坚持，唯有显微镜——微观研究是史学，望远镜——宏观研究不是史学，至少不是“严谨”、“扎实”的史学。
    史观学派虽由郭沫若开山，但他做出的成就十分有限（郭氏关于甲骨文、金文研究成就极其辉煌，这些已独立于史学，属于古文字学、考古学领域）。史观学派的最重大的成果是侯外庐先生主笔的六大册《中国思想通史》，这部系统的著作，堪称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代、近代意识形态、经济形态、社会形态的典范，它纠正了郭氏的有时轻率、急于结论、趋时等弊病，把史观派带到了一个崭新的天地。按着黑格尔史学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即原始的、反省的、哲学的历史的思想来衡量，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人的历史研究还停留在前两个层次上，而侯氏已深化到第三个层次。这倒并非是侯氏以思想为其研究对象使然。尽管如此，史观学派还是不能与史料学派平分秋色，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史坛上，这是一个颇为奇怪的现象。究其原因，还是来自史观学派本身，由于种种特定的历史局限，该派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不是十分准确的，有时甚至是变型的、扭曲的。因此研究不能保持步步深入的势头，时起时伏，时兴时衰，始终不能排除政治上的干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学研究，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时期：
    （1）创始期，1930年，以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标志；
    （2）形成期，40年代在延安，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研究为代表；
    （3）发展期，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以翦伯赞、吕振羽等人的史学研究为代表；
    （4）变态期，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以梁效、罗思鼎的“影射史学”为代表。（该时期主要依据“四人帮”篡改、曲解的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史观派。）
    （5）开放期，十一届三中全会至现在， 应该是以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为特征，但遗憾的是还没有产生代表性的史学家及其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