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史学我认为创生于王国维、胡适、郭沫若、陈寅恪这四位史学巨匠手中。本世纪以来，再没有另外一位史家具有他们那样的深远影响了。以至于该历史时期内，那些已逝和健在的真正谈得上有成就的老一辈史学家，很少有人与他们中间的某一位没有一些瓜葛。胡、郭二人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不能称为纯粹的历史学家，因为他们一生中都博涉了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并长期脱离清苦寂寞的书斋生活，致身显达。但这些并不影响他们成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奠基人。王国维、陈寅恪与胡适、郭沫若则迥然不同。王、陈二人一生沉潜史学，至死不渝。一位投昆明湖自杀，一位文革中被批斗后死于书斋病榻，这是本世纪史坛最催人下泪、催人思索的两幕悲剧。胡适开“整理史学”—“国故派”—史料学派的先河，续乾嘉朴学的流风余韵，一生力倡“十字真言”——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郭沫若实乃“批判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观学派的先锋，主张治史要“跳出一切成见的圈子”，要着眼于“清算中国的社会”。二人在对待“西学”上虽然都表现出极度开放的心态，但其治史方法迥异，遂创立了判若轩轾的不同学派。但是，他们在现代中国史学上的开山作用又是相同的。胡适是一个惯于“打头炮”的新闻人物，是他“第一次突破了千百年中国传统的历史和思想史的原有观念、标准、规范和通则”⑥。郭沫若更是一位开一代风气的人物，正如《女神》是郭氏诗歌创作的丰碑一样，《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则是他的史学研究的丰碑，这本书是我国第一本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虽然其中包含着许多日后他自己也认为是“错误的结论”⑦。但是，这个打头阵的作用不容忽视。蒋孔阳先生把梁启超也列入“五四”以来学术奠基者的行列，这个结论似可商榷。梁启超在现代中国史坛上不失为一位有影响的著名史学家，但他的主要影响不在“五四”以后，而在“五四”以前。正象戊戌变法时步了康有为的后尘一样，在“整理国故”中又步了胡适的后尘。如果说胡、郭的影响是思想上的，那么，王、陈的影响则是学术上的。王、陈在清华研究院相交不足一年，然而彼此之间“兴趣特契”⑧，心迹几无不同，其治史之方法，学术之影响，更冥合绝似。王、陈治史一为上下古今之学，一为不今不古之学，虽治史领域有别，但其著作皆“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就治史方法而言，王氏著名的“三证法”：
    （1）“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
    （2）“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
    （3）“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除第一种方法，因治史内容不同，陈氏不用外，其余两种方法，也是陈氏治史的蹊径。陈氏又开创以诗证史的新方法，连同以上三种合为四种，就是今天仍被相当一部分史学工作者奉为圭臬的实证法。这里我们要说的是自胡适开创史料学派，郭沫若开创史观学派，王、陈开创实证学派（实际上它完全可以划归于史料学派）以来，从此便基本上奠定了现代中国史坛的研究方法的格局和模式，而这些方法的流行和传布又具有十分复杂的国际学术氛围，实际上它是19世纪中叶以后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学术界的结果。中国史坛的这三大学术派别虽力量时有消长，但相继都成为显学。在弟子传薪中渐渐形成森然的门户，由是而导致研究方法的封闭，在史料稳定、接近，研究方法相同的前提下，其弟子之不如师，一代不如一代则是势所必然的。试以陈寅恪的弟子而论，不要说他的许多“绝学”后继无人，就是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研究，从治学的深邃和广博上，后学们的研究成果似乎也仍没有越出他的视野。
    3.现代史学的衰落还表现在治学的态度上。没有任何一代史家象当代史学家这样急功好利，因评职的需要，急切地发表论文。这种治学风气在历史上是罕见的，是有悖于中国史学传统的。大家知道，中国史学的名篇巨制之所以流传于世，无不植根于史家严谨的治史态度和“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的治学精神。譬如司马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而写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⑨的《史记》；司马光“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⑩，以十五年光阴修成《资治通鉴》；李焘“平生生死文字间，《长编》一书用力四十年”(11)等等。而这种严谨的学风事实上又渊源于中国士夫特有的身卑未敢忘忧国的“忧患意识”——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即使身陷囹圄，肢体受到摧残，人格受到凌辱，这种使命感、责任感未尝稍减。需要顺便指出的是，这倒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人文精神，而这个颇为重要的侧面在“文化热”的讨论中似乎被忽视了。在整体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的口号声中，这种值得高扬的传统治学精神似乎也被否定了。治学态度的功利化这还仅仅是来自史学工作者自身的衰落。还有来自外部的衰落。当代史学还承受着强大的社会压力，社会要求史学象法学、经济学……那样提供切实的即刻的咨询，提供切实的明显的社会效益。把历史学的学术价值理解得这样浅近，势必导致政治、经济等等的重大决策缺乏历史感，而这样的决策往往是潜藏危机的。我曾经呼吁过“历史学不同于其他部门的科学，一项专题历史研究不同于一项工程设计，它的社会价值、学术价值往往是潜在的，是不好用数学来衡量的，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能被人重视或承认，它不会如一部文学作品，一部电影文学剧本，一下子在社会引起轰动。正确估价一部历史学著作，往往是几代人以后的事情。”(12)无庸讳言，治学态度的功利化正在加重现代史学的危机。
    3然则当代中国史学何以会出现“衰落”的现象呢？余英时先生认为主要是由于以下几点原因造成的：
    1.“现代中国史学的衰落并不是一个孤立而突出的现象；实际上它只是整个学术荒芜的一个环节而已。在过去五六十年中，撇开自然科学不说，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都不曾在中国获得充分发展的机会，而最能提高一般人的思想水平的哲学在研究与教学方面也始终停留在起步的阶段。史学为综合贯通之学，必须不断而广泛地从其它学科中吸取养料。在这种情形下，现代史学之不振可以说是毫不足异的。”（第1页）
    2.现代中国史坛，流派甚多。推其影响最大者，第一派为“史料学派”，“以史料之搜集、整理、考订与辨伪为史学的中心工作”。第二派为“史观学派”，“以系统的观点通释中国史的全程为史学的主要任务”。“从理论上说，这两派其实各自掌握到了现代史学的一个层面：史料学是史学的下层基础，而史观则是上层建构。没有基础，史学无从开始；没有建构，史学终不算完成。所以史料与史观根本是相辅相成，合则双美，离则两伤的。但是在实践中，中国现代的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由于各趋极端，竟不幸而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史料学派鄙薄史观学为空中楼阁，而史观学派则又讥史料学为支离破碎，不识大体。”（第2页）因此产生两个消极的后果：其一，由于史料学派忽视理论的重要性，于是现代中国史坛“竟形成一种史料丰富而史学贫乏的奇怪局面”（第22页）。其二，由于史观学派过分强调理论作用，看问题从现实政治的需要出发，致使“他们往往对自己还没有十分弄清楚的东西，已迫不及待地要用之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改造上面”（第170页），这样就“必然地模糊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界限，并从而否定了历史的客观性”（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