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看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还不是什么已经过时的问题，而是一个急待重建和深化的课题。
    5衰落临头，出路何在？总括全书，余氏提出了如下一些意见：
    1.就史学工作者的主观方面而言，“必须调整观念”（第178页），“无论在理论、方法和观点上，都要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第22页）。所谓开放的态度，一方面要求史学自身的系统性、超越性和批判性的反省，在现代化的要求之下，调整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另一方面尽量“从其它相关的各种学科吸取养料”（第15页），真正做到“综合贯通”。这一工作做起来很不容易，故而要求我们态度格外审慎，绝不能率而操觚，东施效颦，否则难免不闹出笑话。“如以心理分析治史的所谓Psychohistory，倘无临诊经验，可以得到极荒谬的结果。又如量化史学Quantohistory，倘非深于统计学，亦不能轻试。”（第121页）
    2.作为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首先要认识对方的长处。就思想的渊源而言，二者“分别代表了近代史学追求科学化的两个途径”。就内容的构成而言，二者又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第14页）。史观学派要认识到，史料学派通过史事的考订，最终为导向规律的发现提供了依据。史料学派也要认识到，“为现实服务”的治史态度本身是“绝对无可责难的”，“一个人如果真是从爱国家、爱民族的纯洁动机去治史，他正是表现了一种高贵的道德情操”（第6页）。 这也正是中国传统的史德。其次，两派也要充分认识自身的不足。史料学派如果认为“史料即史学”，只注意从小处着眼，醉心于考据，就会从理论上否定了史学。史观学派一味强调理论的重要性。也极易从某种固定的模式出发，随心所欲地安排史实，就会从理论上歪曲了历史。因此两派的携手合作，将为现代史学开拓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3.要处理好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否则史学研究便无法立足。保守派和激进派的认识都失于偏颇，“保守派指责现代化破坏了传统的价值，而激进派则怨恨传统阻碍了现代化的进程”（《序》第9页），其结果都是庸人自扰。余氏认为：“中国传统中并不乏现代化的合理因子，如能及时地善加诱发，未始不能推动现代化的发展”。主张毁弃传统，这更是浅薄的。
    4.要鼓励史学家大胆探索，“在探索的途程上，异说竞起的情况将是无法避免的，这正是学术进步的常态。史学永不可能完全定于一是”（第22页）。
    基于以上的认识，余氏把当代中国史学的“终极目标”确定为：
    “我们希望史学研究可以逐渐使我们从多方面去认清中国文化的基本型态及其发展的过程；我们同时更希望这种对过去的确切了解可以照明我们今天的历史处境。”（第19页）
    当代史学如何发展，这是一个有待深入讨论的问题，余先生的上述意见是否切实可行，现在似也不可定论。但是其中有三点，对于我们史学工作者是有重要思考价值的：
    1.在改革、开放的大趋势面前史学工作者要不要“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
    2.存在不存在史观学派和史料学派的分野？如果存在着这种分野，两派如何携手合作？
    3.文化史的研究是否更易于“中国文化的基本型态及其发展过程”的揭破，抑或是一种“时髦”？
    640年前汤因比曾云：
    “在西方文明的排山倒海的冲击之前，中国原是一个和谐而宁谧的人文世界，有高明的人生理趣，有深刻的生命情操，也有弥漫的尘世乐趣。虽也有一治一乱的循环，与反复扰攘的战争，然而却摇撼不了中国人文世界内在的和谐性。可是西潮汹涌袭来之后，中国人却在痛苦中趋于分裂，‘西化’乎？‘俄化’乎？‘本位’乎？中国人在此挑战下，尚未表现出强有力的创造性回应。”(14)
    四十年后，我们终于有了“创造性的回应”——既不是“西化”，也不是“俄化”，更不是狭隘的“本位”论，而是改革和开放，当代史学应该尽可能地为这一“创造性的回应”提供深刻的反思和科学的展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余英时先生在《史学与传统》一书中所表现出来对故国文化、学术的一往深情和诸多理性思考是有启发性的。
    注释：
    ①《史学与传统》，台湾1982年第一版，第1页，以下凡引此书处只夹注页码。
    ②《蒋孔阳谈学术研究如何赶超前辈》，见《文汇报》1988年3月1日。
    ③④⑤《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64页；第73页；第78—79页。
    ⑥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