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司马迁也是一位伟大的杂文家
    司马迁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杂文家。司马迁的杂文，可以视作西汉鸿文的顶峰。
    《史记》在内容和形式上都继承了《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两本杂家著作的长处，而《史记》的百科全书式的规模，在尊重道家但又兼收其余各家这一点上，又远远超过了《吕氏春秋》和《淮南子》。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曾用两句话概括了写作《史记》的方法：“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协”者，是合的意思，即是指他把六经异传综合起来；“整齐”，有综合排比的意思，也有批判订正的意思。此外，对百家杂语，司马迁也作了细致的筛选工作。合则留，不合则去。如在《刺客列传》之末写了这样一段“太史公曰”：
    世言荆轲，其称大之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
    “世言”所云，有不可尽信之处，在剔除了这两点后，司马迁又称赞了刺客们的义举勇为：
    如是，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这些议论，是司马迁在考订“世言”的基础上提出的新见解。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又用了三句话概述了他写《史记》的目的：“究天人之际，通今古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又十分符合杂文的要求。司马迁是虽死而无憾的了。他出色地实践了自己的誓言。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成一家之言”的“言”。“言”者，议论也，即表述作者的思想、主张、见解。我们如果特别注意一下《史记》那部分“言”的文字，又不难发现，其中蕴藏着许多闪光的杂文珍宝。
    《史记》之“言”，不能不首先提及“太史公自序”。它虽位列全书之末，其实是为交代写作《史记》的主旨，以答问方式展开论述，引述前人发愤著述的事迹，以明心志，篇幅虽长，却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杂文；另有不少篇史传前面的序言，如《外戚世家序》、《酷吏列传序》、《货殖列传序》、《游侠列传序》等篇，都列于正文之前，文字或长或短，有述有论，激切动人。此外，几乎在每一篇文章的末尾所加的“太史公曰”，是作家在写完正文之后的一些感受，用极其精炼的语言，倾注于短短的几行文字里面，包含了作者对人对事的卓越的见解和深沉的感情。穿插在《史记》中间的“太史公曰”，也可以视作中国最早的“编者按”，有时虽只有三言两语，却是点睛之笔。有时借题发挥，敢于讥刺时弊。如果把这近两百篇的“太史公曰”从正文中分离出来，结集而读，也是一本风格独特的司马迁集。
    下面就来具体地研究一下司马迁的“太史公曰”的思想和艺术价值。
    二、一个活跃着的“我”
    纵观《史记》中的杂文“其中无时不在、无文不在的是一个活跃着的“我”。
    其人与其文，是那样如血肉一般不可分离地依存于一体。太史公出现于全书始终，或在开篇之始，或居叙述之中，或存全书之终，要言不烦，借史发挥，褒贬分明，画龙点睛，强烈地呈现了“成一家之言”的特色。
    在《史记》中，把“我”摆进去的议论，是随时可见的：
    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吴太伯世家》）
    余寻曹共公之不用僖负羁，乃乘轩者三百人，知唯德之不建。”（《管蔡世家》）
    余以负薪塞宣房，悲《瓠》之诗而作《河渠书》。（《河渠书》）
    余与壹逐定律历，观韩长孺之义，壶遂之深中隐厚。世之言梁多长者，不虚哉！（《韩长孺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