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春申君失朱英之谓邪。（《春申君列传赞》）
    甚矣，“安危在出令，存己在所任。”诚哉是言也。（《楚元王世家赞》）
    “女无美恶，居官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故扁鹊以其伎见殃，仓公乃匿迹自隐而当刑。（《扁鹊仓公列传赞》）
    太史公的笔，又好比是一个点石成金的指头，这些本来朴实无华的谚语，经过太史公的美化，溶入了他的华章，和他的褒贬化合在一起，成为“太史公曰”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它的思想意蕴有了新的升华，评论得失更加生动有力。当然，这些具有民间色彩的谚语，又以另一种色调，装饰了司马迁的文章。
    用典，最要紧的是切题。不论是引经据典，还是借用鄙语村谚，都应当切合文章之褒贬。确切，可以说是用典的第一要义。“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以这两句民谚来概括春申君失朱英的教训，无疑是十分确切的；《报任安书》的第一段，司马迁答复任安要他为国家“推贤进士”写道：“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若仆大质已亏缺矣，虽才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短短一段文字，用了六个典故，表述自己“私恨无穷”的心情。开头“谚曰”两句，我为谁去做推贤进士的事情，又能让谁听从我的意见，司马迁以此为由拒绝了任安的要求。接着，又信手拈来钟子期和伯牙的典故，以伯牙自比，舒发了自己的一腔悲愤，“才怀随和”包含了随侯珠与和氏璧两个故事，“行若由夷”，指的是古代贤者许由、伯夷即使自己的才能、行为如此出众，也是“终不可以为荣”了。在《史记》的“太史公曰”中，诸如此类娴熟而确切地运用典故者，可以说是俯拾皆是。
    运用典故还要注意推陈出新。典故是死的，而且大都是历史上的事情，如果不问今天的情况，作简单的类比或照搬照抄，就有掉书袋之嫌。司马迁的“太史公曰”，之所以能成一家之言，就在于集诸家之要旨，又有自己的独到之见，赋于典故以新的生命。《货殖列传序》末引用了管子的两句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接着，司马迁又作了引伸和发挥：“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接下去，司马迁又插入“千金之子，不死于事”的两句民谚，论证了“利”并不是一个危险而可怕的东西：“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贪患，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管子名言论及货殖经商的作用，可谓识见卓越，充满了新意。
    在运用典故时，还可以指出其含义之不足，或补充，或正义，或借题发挥，或反其意而用之，把典故用活。在《孔子世家赞》中司马迁先引用了《诗经》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下文又巧妙地对这两句话的含意作了补充：“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这样，孔子的高大形象，就呼之欲出了。
    七、司马迁的博学
    司马迁的杂文有深度，跟他的博学有关。《汉书·司马迁传》赞曰：“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今古，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司马迁是一位真正的杂家。
    “杂家”，应该是知识渊博、广学多闻的赞语。杂家也是一种专门家。其专就在于其杂。杂家是“世界的一切在我都不生疏”（马克思语）的专家。司马迁的杂文之所以经得起咀嚼、耐读，就在于他从古今中外的知识海洋中，吸收了丰富的养料，静观默察，烂熟于心，一有需要，信手拈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几乎在每一篇序、文、“太史公曰”里，在精辟地论述一个问题的同时，都告诉读者一点发人深省、生动有趣的典故、知识。
    太史公之博学，和他从小无书不窥有关。他的父亲和他均任太史令之职。这个官职为他造就了饱览皇家藏书的极好机会。鲁迅先生曾劝人读书时说过：“不可专看一个人的作品，以防被他束缚住，必须博采众家，取其所长，这才后来能够独立。”司马迁的读书、著述，真正做到了“博采众家”、“取其所长”。这又可以直接从他的述著中找到许多佐证。
    余读孟子书，至渠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孟子·荀卿列传》）
    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商君列传》）
    余读《司马兵法》，宏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竞其意，如其文也。（《司马穰苴列传》）
    余读谍记……于是以《五帝系谋》，《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也表。（《三代世表》）
    太史公读《秦纪》……（《六国表》）
    太史公读列封。（《三王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