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文字，似乎写得平平淡淡，他到神祠里去过，继而又说了解过方士祠官的意图，研究过这方面的问题，但顺流而下，笔锋一转，埋了一个钉子：“具见其表里。”这五个字很厉害，即是说，我是洞悉这些方士祠官活动的本意的。“方士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矣”。既然有目共睹，我在这里就不必细说了。“后有君子，得以览焉”，希望后世的君子谈谈上面这些记封禅活动的文字，皇帝们的所作所为，是何等的荒唐，也许能看出一点究竟来。联系到《封禅书》开篇的一段文字，都是暗指汉武帝的，更可以掂出“微言”的份量。一头一尾，含沙射影，终于瞒过了那些检查官的眼睛，使《封禅书》得以留存下来。这也足见太史公“曲笔”的妙用。
    司马迁批评当代的“春秋笔法”，还采取了指秦骂汉、指桑骂槐的办法。司马迁对秦，原有中肯的评析，有《六国年表》可作佐证，但他在有的篇章里，却偏要多写几句秦的坏话，这也是意在言外。《平准书》中有一段“太史公曰”：
    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三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於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馕，女子妨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这一段话，表面上是指责秦代币制混乱，实际上是影射汉武帝的横征暴敛，造成民生凋弊，但是，指秦骂汉的曲笔，有时也在篇章的夹缝里，借别的人物之口，直斥汉武帝。如在《汲郑列传》中，就借汲黯之口说道：陛下多内欲，而外施仁义。”这是另一种骂法了。
    在写《酷吏列传》的同时，司马迁又作《循吏列传》。循吏是酷吏的对照。这篇列传写了五个循吏，都很有骨头，也很能律已。但这五个循吏都是前朝人物。这是另一种春秋笔法。《循吏列传》所褒扬的五名循吏，文中说的是前朝人物的好话，骨子里是讥讽当朝不见有如此出色的人物。这叫做褒古而贬今。
    四、“采善”之法
    司马迁的“太史公曰”，也写了不少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热情的赞歌。
    司马迁在写作《史记》过程中，采善贬恶，非独刺讥。采善，并给以热烈的褒扬、赞美，也是“太史公曰”的一大特点。
    赞是说好话，但好话说得有份量、有分寸、有学问，也很不容易。
    司马迁对孔子是很崇拜的。一部《史记》征引孔子的言论，就有数十处之多。在有些篇章里，司马迁又把《论语》的成句，熔铸到自己的文章中去了。因此，当他写毕心目中极为崇敬的孔老夫子的“世家”后，一篇热情洋溢、真挚动人的赞论就脱颍而出了。
    对于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司马迁也是极为景仰的。汨罗遗迹，屈公沈渊，亲临凭吊。“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这不过是一般的感慨。如今，当司马迁在身遭横祸之后，再来回顾屈原坎坷的人生历程，对这位诗人之幸与不幸，有了更深入一层的了解，于是挥笔疾书，情和泪涌，沧然涕下。
    对于忍辱而就功名的伍子胥，司马迁也引起了思想感情上强烈的“共振”。他在伍子胥的故事中看见了自己的影子，于是就借他人之酒杯，诉自己的衷曲。
    出色的赞歌，并不是一味地说好话，或堆砌一大堆华丽的文字，同样应该显现出渊博的学说、求实的分析。《五帝本纪赞》历述有关五帝的记载、传说之紊乱、缺漏情况，叙述整理五帝史迹的必要性。表现出了史学家的沉思，行文层次清晰、舒缓有致。
    太史公所赞颂的历史人物，不仅有帝王、公侯、学者、诗人，而且还有游侠，卜者、刺客、滑稽演员。《游侠列传》专记汉代游侠们的事迹。司马迁在《游侠列传序》里，热烈地歌颂了这些社会下层人物的“振人不赡”、“振人之命”、“言必信”、“行必果”、“不爱其驱”等高尚品格，分别给他们以公允的评价，同样体现了司马迁之识见。这篇序在称赞侠士的崇高品格的同时，又和某些贵族、儒生的言行对比，褒贬不同，一高一下，其状自明：
    公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沈浮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闻者邪？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对于一个历史人物，当褒则褒，该贬则贬。褒中含贬，有褒有贬，这样写才符合一些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司马迁写项羽便是如此。项羽是楚文化最后一个代表人物。太史公对项羽是有感情的，认为他是一位英雄，“破格”将他作“本纪”，与秦始皇、汉高祖并列，但不赞成他的“天道”论。太史公在《项羽本纪赞》中有褒有贬：
    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傑蜂起，相与争并，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缪哉！
    此文充分肯定了项羽的历史功绩，认为他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同时又指出项羽的崛起，是时势造英雄，继而批评项羽的过失，否定了“天道”对“人事”的决定作用。此文论理精辟，行文细密，是褒中含贬的一个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