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杂文不可无“我”。“我”就是个性，“我”就是风格”。有“我”则文长存，无“我”则易夭折。因为杂文少不了发议论，倘若无“我”，人云亦云，照搬照抄，毫无识见，那就写了等于没有写，说了等于没有说。司马迁几乎在每篇文章上都打了一个“太史公曰”的印记。在“太史公曰”中间经常出现的“余”，则进一步强化了“曰”。“太史公曰”是一把锋利无比的解剖刀，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是一面光洁锃亮的镜子，是一支高吭嘹亮的小号。纵然笔下的声调、语汇变化无穷，但看来看去，还是“太史公曰”。
    和一个活跃着的“我”相联系在一起的，则是司马迁之识。《史记》里的“太史公曰”之不朽，缘由也在于此。他不唯为项羽写作本纪，把陈涉列入世家，孔子在春秋时世，地位不过是个平民，司马迁却将他列在韩、魏、田齐、陈涉之间。此外，他不仅把目光射向帝王将相、王公大臣，而且也为流氓刺客、求签问卜、贫官污吏、富商大贾、宦官戏子、后妃妻妾列传。汉兴以来，几乎没有一个史家不骂秦始皇的，因为不如此就无法说汉朝的好话。但司马迁作为汉武帝的太史令，却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对秦始皇的功与过作具体分析，对秦代也一分为二，既否定“秦取天下多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又敢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肯定秦始皇统一六国“功大”。那是需要相当胆识的。司马迁还讽刺那些人云亦云、无知盲从的学者是“耳食”，不用嘴巴而用耳朵吃东西，是多么巧妙的挖苦，又需要多么巨大的勇气。
    三、贬的艺术
    杂文要讲究褒和贬的艺术。“太史公曰”中的“春秋笔法”，可谓是十分成熟的“杂文笔法”。
    贬，就是批评。司马迁的批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太史公曰”所运用的批评的艺术，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
    司马迁运用他那支饱醮激情的笔，首先揭发了汉代社会的黑暗。当人们在热衷于伏地欢呼汉武帝统治的文治武功、高唱国泰民安赞歌的时候，太史公却用冷峻的声音，表述了对那些“近于佞”的官吏们的憎恶之情。《万石张叔列传》描写了汉景帝、汉武帝时代的有些大官，是“恭谨无与比”的人。“万石君”的称号就是因为他家父子都是以奉迎拍马为乐事的迂腐之辈，却得到了皇帝的亲近和信任，破格提升，委以重任，直至丞相。司马迁写完了这段故事后，不胜感慨地评论道：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纳于言而敏於行”，其万石、建陵、张叔之谓邪？是以其教不肃而成，不严而治。塞侯微巧，而周文处讇君子讥之，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谓笃行君子矣！
    三言两语，就把这些“其近於佞”的“笃行君子”的画皮，统统剥除了下来，他们的所作所为，从帮闲到帮凶，其“行”并不“笃”。现出了他们阿谀苟合、助桀为虐的二花脸本相。
    对于那批贪赃枉法、弄法乱法的酷吏，司马迁更是深恶痛疾的。他写《酷吏列传》，描写了十名惨无人性、手段残暴的酷吏，如张汤、杜周之流。他们的唯一本事是善于窥探武帝的意旨，然后象一条鹰犬地去执行。酷吏也有不少是贪官，杜周初征为廷吏，仅有一马，及官久，家赀数巨万。司马迁写《酷吏列传序》，对这批酷吏举起了带刺的鞭子，痛加鞭鞑：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循，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职矣。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下士闻道大笑之”。非虚言也。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蒸蒸，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
    “奸伪萌起”，“上下相循，至于不振”，是借古讽今。“在彼不在此”一句，概括了全文的主旨：“彼”指德，“此”指法。太史公主张德政，反对严刑峻法。文章征引著名理论家的言论和列举汉初现实加以论证“在彼不在此”，很有说服力。
    司马迁还敢于批评皇帝，包括当代的汉武帝。在封建社会里这叫做“犯上，”弄得不好要掉脑袋。但骨鲠在喉，又不得不发，于是行文不得不极为小心，既要言其短，又要瞒过检查官的眼睛，只能采取微言大义的曲笔。这种笔法，司马迁在《匈奴列传》末已提及：“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闲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章”是明明白白地宣讲，“微”是隐隐约约地暗示。这是因为涉及到当世之皇帝，不能不有所隐藏，有所回避，对一个正直的史学家来说，又不能作全然的违心之说。头固然要藏起来，尾却不妨露一点。这就是所谓“春秋笔法”。司马迁对于汉武帝，有一腔不平、一股愤火，尽管不敢正言发泄，但还是委曲婉转地、微微地吐了出来。细心一点的读者，是可以察其微的。例如：
    《封禅书》记载的是历代帝王的宗教活动。主要内容：一是介绍这些帝王所喜好的宗教建筑，并列举了历代帝王造出来的许多神的名字，二是记述帝王怕死而追求长生不老，访仙求药，写到汉武帝时，司马迁用了很大篇幅，写他热衷于寻访人间“神仙”——方士。写他起先怎样崇拜他们，后来又怎样发现他们说谎欺骗，最后把他们一个一个杀掉。状如客观记实，其实却是有意让事实来说话，文末又有一段经过仔细推敲的打边鼓的文字：
    太史公曰：余从巡察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若至俎珪弊之祥，献酬之礼，则有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