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寓论断于序事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未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未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顾炎武指出的这个“寓论断于序事”的方法，不惟是太史公作史而独创。在他写的赞论中，同样贯穿了“寓论断于序事”的方法。
    司马迁的《外戚世家序》也是一篇提纲结领、见解笃实的杂文。它的主旨指出帝王选后妃需要十分慎重。因为“外戚”的好坏，对于帝业成败、国家兴亡有着不可小看的影响。为了论证这一点，太史公没有局限于《外戚世家》中已叙述过的史实，而是把目光射向古代。他在文中所述的三代以来后妃的得失，又是“序事”：夏禹的兴起因为有涂山氏女的帮助，而夏桀被放逐则因为是宠爱妹喜的缘故；周族的勃兴是因为有姜嫄及大任，而幽王的被擒则由于与褒姒淫逸过度。接着，太史公又以古代经典著作的记述及论据：《易》以乾坤二卦为基础，《诗》以《关睢》开篇，《书》极力赞美唐尧下嫁二女，《春秋》讥讽不亲自迎娶的行为。“序事”是为了“论断”。在“序事”之后，论断便顺流而出：“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信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从具体到抽象，先序事再论断，文章便有较强的说服力。
    即使是画龙点睛式的“太史公曰”，司马迁也时常运用这种“寓论断于序事”的方法。我们还可以举一些文例来看看。如《信陵君列传赞》曰：
    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祀不绝也。
    开篇四句，太史公以亲眼所见夷门作序事。接着又以信陵君和天下诸公子的喜士相比较，得出结论是：“有以也”。文末“高祖每过之”两句，又是序事，中间镶嵌的“名冠诸侯不虚耳”，则是承前启后的论断。
    “寓论断于序事”是杂文的一个重要的艺术特点。杂文的艺术性，表现在记叙性的描写之中，寄寓于形象化的论断之中。一个“寓”字，确切地说明了“论断”与“序事”的关系，是互相依存、互相衬托的鱼水关系。论断从序事中获得依据，序事又借助于论断找到指明。两者结合得好，则既避免了无序事依傍的泛泛空论，又避免了无论断支撑的材料堆砌。一篇出色的杂文，论断与序事应当融成一体，象盐溶于水一样，了无痕迹。在《史记》中，许多“太史公曰”，都有“寓论断于序事”的特色。
    六、操纵在己的用典
    司马迁的杂文，还有一个明显的特色：善于用典。纵观司马迁的杂文，典故真是丰富多采。不论鸿篇、或是短论，都确当地运用了许多典故。先贤名言、历史故事、《诗》《书》经典、成语谚语、遗闻佚事，纷至沓来。那些博闻广识的典故，到了司马迁的笔下，一一涌流而出，操纵在己，运用自如，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化作了文章的血肉，其组合之精妙，令后人叹为观止。
    引用典故之丰富，以《报任安书》中“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这段名言为证。司马迁为了论证上述论断，请出了一大批“倜傥非常之人”；“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也。”八个先人发愤著述的历史语言，用极其简炼的语言作了概括介绍。“述往事”为了“思来者”，统驭上下古今，则又为了表明自己的心志：“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八个历史故事的典故加上这一段表明心志的文字，赢得了二千多年来无数有志之士的唱和。
    典故也可以来自经典的语录或民间的谚语。运用得当，略加引申发挥，能使杂文显出杂而有文的特色。请读《李将军列传》的“太史公曰”。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这篇杂文开始引用孔子的《论语》两句，评论李将军，显得十分得体。文末又引用两句民谚：“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为此文作结。司马迁紧接着又写了两句话，“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言有不尽之意。司马迁不愧为一位善于因小见大的杂文大师。
    更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杂文之用典，还喜爱引用俗谚，这在从先秦到西汉的杂文家中是颇少见的，他或明称“谚曰”，或称“鄙言”，或称“语”，或干脆暗用而不标明。比如：
    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游侠列传赞》）
    鄙语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白起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然不能救患于应侯。（《白起列传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