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对他注杜的总结，与自订年谱各年所记吻合无误。吴志伊，杭州人，字任臣，号託园。通经史，兼精天官乐律之术，著有《周礼大义》，《託园诗文集》等，其学问素为顾炎武所推重。阎百史，当是阎百诗之笔误，即清大经学家阎若璩，一生著述甚多。石虹为湖广黄安（今湖北红安）人张希良之字，康熙二十四年乙丑（1685）进士，散馆授编修，官至侍讲，著有《春秋大义》、《宝辰堂集》。迩可乃张远之字，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存目》著录，张远对杜诗有专研，撰有《杜诗会粹》二十四卷。以上四人，或以经术、或以文名知世，对仇氏注杜，均有所裨益与启发。康熙五十一年壬辰（1712）腊月，仇氏至吴门度岁，准备发刻《杜诗补注》。康熙五十二年癸巳（1713），仇兆鳌编纂完《诸家论杜》并作有附记。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仇兆鳌自动手诠注杜诗，至《杜诗详注》杭州初刻本告竣，共历十五载。再经过十年左右的搜集、修订、补充，爬梳抉剔，又在苏州刊印了包括补杜、詠杜、逸杜、论杜诸卷在内的后印本，前前后后共用了二十五个春秋，即在他逝世前四年，才算大功告成，几耗尽他晚年全部心力，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和研究杜诗，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必须指出，此谱也有若干记载失实之处。现略举一例。康熙皇帝曾三次亲征西北噶尔丹叛乱集团。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康熙第一次亲率大军出长城，于离古北口四百多华里的乌兰布通，击破了噶尔丹的骆驼阵。噶尔丹溃不成军，一败涂地，只好暂且投降。这次战役不少史书都有翔实准确的记载，仇谱却误记为康熙三十年事。事后回忆，难免出错。
    这里，我们还可以附带搞清以下两个问题：
    一，当我们读完年谱中由其儿辈续写的最后一段，对手抄本的来龙去脉，当可瞭如指掌。文云：
    “天乎痛哉！不孝等崩裂余生，窃欲吮血含毫，以纪君恩而扬先德，乃先大夫谦衷若谷，遗命又未可违。用敢以先大夫手记年谱，将续登家乘者敬锓梨枣，以备名公大人之采择。”
    又云：
    “苫凶昏迷，略陈病逝始末，附诸谱余，伏乞大人先生哀而锡以鸿章，垂之简策，不孝等感应没齿。”
    从以上所引，可知该自订年谱手抄本之传世，是用以代替“行述”、“行状”。古时丧事，叙死者世系行谊、爵里、生卒年月。以便请议谥或牒请史馆编录，或乞求他人作墓志、铭传等，多备此简要事略，以作根据。事详《陔余丛考》、《文体明辨》“行状”一则。既视同“行述”，当不止一本。
    二，中华书局所藏手抄本《尚友堂年谱》，恐非康熙五十六年作“行述”用之原抄本，而是乾隆年间或乾隆之后的转抄本。因该抄本中既避康熙之讳，亦数避乾隆之讳，似较伏跗室所藏仇谱手抄本为早出。虽然如此，这本手抄本年谱，仍同样具有历史文献之价值。
    注释：
    ①见本谱最后仇廷模等补记云：“又闻先大夫未生以前，王父梦有神人授以金锁巨鱼者，故讳从鱼。”
    ②见清朱汝珍辑《词林辑略》卷二。
    ③见《词林辑略》及《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
    ④钱实甫所编《清代职官年表》第二册“内阁年表”所记仇兆鳌在内阁时间，与本谱吻合。
    ⑤有关仇兆鳌逝世的具体时间及病逝经过等情况，可参见谱后其子所补述的部分。
    ⑥见《民国鄞县通志·舆地志·氏族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