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精神的文化的发展，都要服从于社会组织，也就是：“生产力发展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要素，或者说，生产力发展为人类历史发展之唯一的动力。”⑦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生产关系或者上层建筑也要发生矛盾，因此，“由唯物史观的历史的研究，必然趋向于阶级斗争，由阶级战争的实行，必然的趋于社会或国民革命，实现自由平等的社会，所以唯物史观正是平民的社会观，也是他们的奋斗哲学”。⑧那么，社会就这样由低级不断地向高级转化，显示出它的阶级性。这也正象李大钊说的“亚细亚、古代的、封建的、现代的资本家的，这些生产方法出现的次第，可作经济组织进化的阶段，而这资本家的生产方法是社会的生产方法中采敌对形式的最后。”⑨
    唯物史观的传播，在中国二十年代，发生了不小的影响，尤其是历史学界。从而，历史学摆脱了帝王或英雄史观的束缚，走上了真正科学的轨道，中国才有了一种新的历史学即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出现的可能。在少数有胆量、有魄力，而且革命的历史学家中，开始用唯物史观作指导，去研究历史，成为新一代史学的开拓者。其实，这一点早就被不少人所看到。有的资产阶级学者就提出，应该在学术和方法上，可以两种同时并存，这就是胡适所提出的主张。他说：“从前陈独秀先生曾说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合作一条联合战线。”⑩用实验主义和唯物史观来合作，据说是胡适，甚至陈独秀的主张。实际上，这是一种空想，行不通的。不过，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唯物史观已经不可阻挡，越来越为人们所了解和运用。可以说，从二十年代开始，唯物史观已成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历史学上是一条必由之路。
    当然，在二十年代宣传唯物史观，还不很成熟。有不完美的地方，甚至还有错误。这并不奇怪。问题是唯物史观一旦成为人们信仰的一种学说，并且，开始运用到历史学上去。这种变化，在中国历史学界是一个不小的转折。
    二
    我们上面已经说到，从总的情况来看，二十年代，历史学基本控制在封建主义史学和刚刚兴起的资产阶级史学的手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中国还没有形成，只处在萌芽状态。当时，古代史、思想史等研究还为他们所霸占，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一片空白。
    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沙、武汉等城市，人们在讨论社会革命、寻找革命道路的时候，有的人也开始在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来研究历史问题，求得答案。这里，我们提出几个人物和事件来看看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学中的应用。
    蔡和森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也是一位新型的历史学者。他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1925）、《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1928）等，都是独特的现代史的教材，对历史学的开拓有一定的贡献。在《社会进化史》中，蔡和森对人类社会发展史作了唯物主义的论述。他说：“经济和政治组织之关系约可分为四期：在原始共产时代，经济为共同连带性质，故雏形的政治组织全然为共同的形态；奴隶制度时代，自由人对于政治上的共同连带仍视为生存必要条件，不过范围只限于富人阶级而非全民族；封建时代，政治的组织，除却自治城市之政治连带外，纯然以个人主义为其特征；至于近世资本主义时代，经济上纯为个人主义，政治情形也完全与之相适应。”再加上他单独叙述了共产主义时代的情况，表明作者确认了人类社会发展走过了由低到高的五个时代，或者是五个社会经济形态。在书中，作者还具体地分析每个形态的特点，以及前一个形态都比后一个形态有很大的进步。而到了现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不仅担负破坏为资本主义所弄僵的社会，而且担负建设将来既没有私产又没有阶级和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11)这样，就把人类社会的进化依次更替地放在可靠的基础上。蔡和森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考察了纷繁复杂的社会，划出了人类社会的五个时代，并且看到了共产主义的远景。这在理论和方法上，均为历史学的创新作了贡献。
    恽代英则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近代民族运动史，他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1926）中谈到：“我们现在所说的，即是几十年来民族革命运动的事实，且说明民族革命运动的进化，现在的民族革命运动，和从前不同；从前的民族革命运动，是封建社会的革命运动。现在的民族革命运动，是与世界上无产阶级及弱小民族，联合起来，以与帝国主义抗战的革命运动。从前的民族革命运动因为没有合当的策略，没有合当的方法，所以不能成功；现在呢，却渐渐改进了。所以现在的民族革命运动，实在是有成功的希望的”。这本书，有非常鲜明的阶级性，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重要著作之一。它和当时出的一些书，如《中国革命纪事本末》（郭孝成著1912年）等，明显不同，反映了新思想新风格。全书讲了七个问题。它们是：“由反清复明运动到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及其影响”、“由太平天国运动至康梁变法”、“义和团与八国联军”、“辛亥革命运动”、“五四运动前后的国民党”，“五卅运动”。在不少问题上，还发表了自己独特的、有见解的意见。
    另外，陈独秀的《法国革命史》、李达（李鹤鸣）的《女权运动史》等，都是力图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写成的新史学著作。
    在这里还要提一提当时历史学界的一件不小的事，即1919年底到1920年5 月《建设》杂志上展开的关于“井田制”的辩论。这是“五四”运动后，在历史学界，第一次有关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建设》是孙中山先生办的比较进步的刊物。论战的一方是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吕思勉，另一方面则是胡适、季融五。这场辩论对于胡、廖、朱来说，是一次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活动，也是在古代史领域，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解决历史问题。在《建设》杂志发表的这些辩论文章，后来合编成《唯物史观与伦理之研究》一书，其开篇第一页就明确指出：“唯物史观的意义，简单说，就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历史观。溯他的来源，古代哲学者已透露多少意思。在社会主义中，更有圣西门、布鲁东等，认经济事情及于政治的影响。但到马克思才努力说明人类历史的进动的原因，以为人类因社会的生产力而定社会的经济关系，以经济关系为基础，而定法律上政治上的关系，更左右其社会个人的思想感情意见，其间社会一切形式的变化，都属于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此立经济一元论的历史观。所以创设这个学说的名誉，究竟归于马克思和他友人恩格斯。”胡汉民则进一步强调：“因为这个学说出，而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一个新纪元”。(12)作为论战的另一方，胡适似乎也理解胡汉民等这一点。他在批驳胡汉民的文章里，就说：“以上所说，并不是反对胡先生的唯物的研究。……如此说法，似乎已能使唯物的研究成立了。似乎不必从井田破坏一方面着想。”(13)廖仲恺在答覆胡适的信中说：“井田法虽不可详考，总是土地私有权未发生的时代，其有共用土地的习惯之整顿方法。”他又说，其实马克思早就说过，“阶级竞争之所由起，因为土地共产制崩坏以后，经济的组织都建在阶级对立之上。”因此，“中国思想界之大变动，也是因为这个缘故。”(14)这些进步人士在“井田制”问题上的辩论，目的是在中国思想界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批资产阶级左翼人士在当时的活动，尤其是对新史学的探索，是有进步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