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真正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上起着开拓和奠基作用的,是李大钊(1889—1927)。 李大钊是一位爱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学者。他在1916年所写的文章——《民彝与政治》中,已经看到了,“过去的历史,即为乡愿大盗假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典谟训诰为护符,尽倾其秽恶之心血,以污其幅怢矣,今后之历史,尽有无限光华洁白之空页,全俟吾民本其清新纯醇之资能,以晶映其异采。断不容大盗乡愿涓滴之恶浊血液{K18901.jpg}入其中,致于流毒终古,附着于吾民族之历史而莫可涤濯”。(15)表现了他对旧社会的憎恨,和对新社会的向往。但是,他希望那“无限光华洁白”的历史究竟是什么?怎样才达到?还是很飘渺的。他的文章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水平。直到1919年,他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可以说,才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转化。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地指出:“唯物史观就站起来反抗那些历史家与历史哲学家,把他们多年所推崇为非常重要的外部的社会构造,都列于第二的次序;而那久经历史家辈蔑视,认为卑微暖昧的现象的,历史的唯物论者却认为于研究这很复杂的社会生活全部的构造与进化,有莫大的价值。”(16)也就是在这种时候,李大钊才用唯物史观去研究历史,成为一位新的历史学家。 那么,李大钊对当时的中国历史学,主要的贡献是什么呢?这里,我归纳为三点。 第一、历史学要为思想斗争服务,当前主要的,是要宣传和保卫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正确性。 在“五四”运动中,一批封建主义者,散布复右主义,固守旧的文化;而资产阶级的右翼,则鼓吹改良主义,与封建势力妥协。这对于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而临着斗争是严峻的。为此,李大钊进行了战斗,其中,包括了历史学工作。他除了编写《唯物史观》(讲义),供高校里上课外,还写了不少文章,用古代与现代的经济、思想和文化,来说明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打击了各种反动的思潮。这里,著名的文章有:《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1919)、《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1920)、《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1920)、《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1920)等。 《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是一篇宣传唯物史观,批评旧文化的著作。在文章中,他分析了近代中国随着经济的变动,思想也发生了变化;而那种妄图以此来维护“万世师表”、“至圣先师”的威灵,是不能得逞的。他说:“我们可以正告那些钳制新思想的人,你们若是能够把现代的世界经济关系完全打破,再复古代闭关自守的生活,把欧洲的物质文明、动的文明完全扫除,再复古代静止的生活,新思想自然不会发生。你们若是无奈何这新经济势力,那么只有听新思想自由流行,因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17)再如:《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是李大钊在北京大学讲授的《唯物史观》的第四部分。作者用了比较多的外国古代材料、我国的地下收集和古书记载,说明了“原人社会的经济情形,常与原人社会的文字书契以明著的反映。故今日吾人研究古代的社会情形,每能从文字的孳乳演蜕之迹得着确实的证据。”(18)看得出来,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变迁,是由经济起作用的缘故,这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原理。李大钊用了历史学的若干问题,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唯一的真理,从而,也驳斥了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右翼在文化上的反动思潮。可以说,这是李大钊运用新史学的一个特点。 第二、历史学也要配合当前的政治斗争,去表现现代革命者的风采,这是李大钊在史学上的又一特征。 李大钊是一位无产阶级刚刚走上中国历史舞台时期的革命家,又是一个历史学家,他用大量新观点和新材料,写下了不少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的的历史著作。象《“五一”May Day运动史》(1922)、《俄罗斯革命之过去、现代及将来》(1921)、《胶济铁路略史》(1922)、《马克思与第一国际》(1922)、《工人国际运动史》(1923)、《十八年来的回顾》(1923)、 《大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史》(1925)、《从印度航路发见以至辛丑条约帝国主义侵入东方大势年表》(1925)、《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位置》(1926)等。这些文章,涉及的面很广,虽然材料不可能很全,但是,表现了李大钊在历史学上有博识的学问和较高的理论修养。 比如,《“五一”May Day运动史》用了很多日文和西方的材料,详细地叙述了“五一”运动,尤其是美、法和俄国的情况,在文章之末,他写到:“我们在今天的‘五一’纪念日,对于中国的劳工同胞,并不敢存若何的奢望,只要他们认今年的‘五一’纪念作一个觉醒的日期。”“起!起!!起!!!勤劳辛苦的工人!今天是你们觉醒的日子了!”(19)《胶济铁路略史》是为配合当时捐款赎回胶济铁路,尤其是揭露德、日帝国主义侵略罪行而写的历史文章。作者提出:“愿国人快快起来,集股赎回,使他脱离了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复归故土,依平民的组织管理经营,为胶济铁路开一新纪元。”(20)还有《从印度航路发见以至辛丑条约帝国主义侵入东方大势年表》,是用年表的形式,从1497—1901年,揭露了帝国主义,尤其是英、日等侵略中国的事实,也披露了他们勾结清朝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罪行。致于他写的《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则正确的、高度的评价了孙中山先生的地位。 我们看到,李大钊是把当前的政治斗争,和近现代的历史学问题,很密切地配合在一起。他既做到了斗争的政治性,也做到历史学的科学性。 第三,进行历史学理论的探讨,为新史学的建立作了拓荒工作。这是李大钊在史学上最主要的贡献。 李大钊在历史学理论上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史学思想史》和《史学要论》两本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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