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蒋介石又心存犹豫，他对是否应抓住这一机会向日方作出回应，以免错失议和良机，显得没有把握。他担心这是日本人设置的圈套。此时，通过胡鄂公、何世祯、张治平等各种渠道传来的日方议和意向也纷纷上报到蒋介石这里，但蒋觉得：“彼之求和乃是欺诱行动，益令人可恨，应一概严拒之。”（注：《困勉记初稿》卷61，1939年8月13日条。）8月13日，蒋介石发表“八一三”三周年告沦陷区民众书》，公示了对解决中日问题的立场：“在敌人没有完全退出我们国境，我们同胞一天没有得到解放以前，就是中正一天没有尽到责任。所以，全国同胞，尤其是上海以及各地沦陷区同胞的痛苦，中正决不敢有一时一刻的忘怀，亦不敢诿卸职责，而不鞠躬尽瘁”，“我们中华民国的版图，决不会放弃寸地尺土的。”（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1卷，台北1984年版，第200页。）次日，蒋自记曰：“昨日八一三告书发表，与敌当头一棒，使彼等之认识或能更进一步。否则，彼不醒悟，常来尝试，我若一时中其诱计，则太危矣。”（注：《困勉记初稿》卷61，1939年8月14日条。）8月15日，蒋又在日记中写道：“敌阀此次用尽千方百计，作求和攻势，其摇尾乞怜之态，可谓极矣。余于‘八一三’纪念日告民众书，仍以光明正大态度，痛斥敌军之凶暴残忍，激发同胞敌忾之精神，此为对敌之当头棒喝，冀其有所觉悟也。”（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四，下册，台北1978年版，第567页。）从蒋介石这一系列的讲话和日记来看，他在8月中旬对议和之事在公开场合自是表现出义正辞严的态度，在私下场合及日记中也表现出相当的谨慎。
    但是，蒋介石心中仍不能断绝万一或可与日议和的意念。8月下旬，蒋对议和的态度又转趋积极。张群、陈布雷、张季鸾在蒋的授意之下，开始起草有关议和的若干文件。蒋此时对议和之事似乎又充满自信，并不担心为日本所乘。8月27日，蒋在与张季鸾谈论正在拟议中的议和文件时指出三点：甲，以基本条件为标准；乙，以不失时机为要旨；丙，以期待国际为下策。所谓基本条件，即幕僚们在文件中所拟定的基本条件。蒋在谈话中强调了三个要点：甲：打破敌国侵略灭华政策；乙：消灭敌人优越奴华心理；丙：恢复中国独立自由地位。这可视为蒋对于基本条件的原则概括。“以不失时机为要旨”则表明，蒋期望能利用目前日本急于求和心理，立即展开有关行动，不要错失难得的良机。至于过去所一直奉行的期待国际形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的政策，蒋以下策而视之，表明它在此时已不占重要地位。所谓期待国际，实质是期待英美，鉴于欧洲战场上英法的失利，而英国在远东竟在日本的压力下关闭滇缅路，蒋对国际援助的期待自是大打折扣。故而蒋认为坐等国际变化为下策，不如现在就采取行动，与日本达成解决办法。
    蒋何以在此时又不担心会中日本圈套呢？他的信心乃基于此时他对日本意图的判断。他认为“敌有求于我，国际上、地理上、经济上、军事上皆非与我合作不可。敌又有惧于我，我有领袖权威，革命精神，三民主义”。明眼人不难看出，所谓有求有惧，有惧者不免有些牵强和自壮声势，而有求者则是蒋的实质性考虑。他认为，日本要南进，必须要尽快解决中国问题，必须在地理上、经济上和军事上获得与中国的合作。与对我既有所求又有所惧的日本比较起来，蒋认为，中国没有什么可畏惧的，“我则有实力可恃，不患其违约；有根据地存在，不患其和而又决裂”。他不怕与日本谈，也不怕日本谈妥后又变卦。蒋并嘱咐张季鸾在与日方交涉时，“应持坚决态度，不可稍有迁就”。（注：《困勉记初稿》卷61，1939年8月23日条。）
    然而，就在张季鸾8月31日赴港后不久，蒋又显得信心不足。同日，日本与汪精卫政权议定日汪基本关系条约，日方并借此大为宣传，称该条约签字之时，即为承认汪政府之时。蒋介石揣测日本此举的用意是“借此以胁诱我与之言和也”，并称“敌时时以日满支名词为对象，如何可望其彻悟与和乎？呜呼！我国伤亡如此重大，亦如何而可轻易议和”，对议和之事又显得非常悲观。（注：《困勉记初稿》卷61，1939年9月1日条。）
    蒋介石这种游移不定的态度似乎从某种程度上暗示了张季鸾活动的命运。张在香港多日，并未能与日本方面接上关系，而他为引起日本人的重视，竟不惜泄露天机，自曝曾多次蒙委座召见。蒋通过特务情报获知张在港的如此活动，颇感不快，急令将张召回重庆。9月22日，蒋与张谈曰：“倭寇军人之愚拙无方，比我国尤甚。而其幼稚欺诈，则非常情所能想象。若与理会，必受无妄之祸。”（注：《困勉记初稿》卷61，1939年9月12日条。）张季鸾活动由此便告夭折。
    张季鸾活动虽说胎死腹中，未能与日方接上关系而正式出台，但为张季鸾活动而准备的若干文件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它是我们迄今所能见到的能够反映国民政府最高决策者蒋介石的真实想法的最为系统的文件，对于我们认识和评判蒋介石的议和立场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而张季鸾活动展开与否，对研判这些文件其实是无关紧要的。
    二
    为张季鸾活动而准备的文件由《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中日两国恢复和平基本办法》、《中日恢复和平协定要点》及《对敌策略的几个疑点》等草案及讨论稿组成。其中，《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以下简称《纲领》）是指导整个对日议和活动的一份基本文件，议和的依据和基本条件皆源于此。（注：《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1940年3月，台湾“国史馆”藏蒋中正特交档案，中日战争卷30，号45530。）
    《纲领》首先讨论了中国的建国原则，然后再根据这一原则来讨论中日关系应如何处理。所谓建国原则，实际上是对三民主义进行抗日战争新形势下的新诠释，即分别根据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要义来讨论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确定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