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族主义，《纲领》提出两方面的要义：“我国应外而与各有约国家缔结平等互尊之关系，内而扶助边疆各少数民族之平等政府”，即对外争取与各国的平等地位，对内奉行民族平等主义。值得治吏者注意的是，显然是针对蒙藏问题，《纲领》提出了一个中国联邦的构想，这一联邦的构想在以往的研究中甚少提及。《纲领》提出：“应对于外蒙政府开始交涉，对于西藏当局需密切接触，期建成中蒙中藏之新团结，而最后达到使外蒙古西藏以联邦之形式，完全复归于中国统治之下。”（注：以中国联邦的构想来处理蒙藏问题，使实际上已经独立出去的外蒙和与中央保持着松散联系的西藏统一在中国联邦之中，似从未见堵公开文献，以往有关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蒙臧地方关系的研究中尚未触及到这一问题。）尽管此时外蒙与西藏的地位其实有着很大不同，但《纲领》对此未细加区别，也未对在中国联邦之下外蒙与西藏地区享有多大的自治权加以讨论，因为，蒙藏问题不是《纲领》所要讨论的重点。
    蒙藏问题的提出，显然是用与“满洲国”问题作对比和区分的。日本打着民族自决的旗号扶植成立了“满洲国”，自是想步外蒙的后尘，使东北脱离于中国之外。对此，《纲领》一方面表示，将来要使外蒙复归中国的统治之下，另一方面，更直接地指出，东北问题与蒙藏问题完全是两码事，“满洲伪国与蒙藏不同，其地本为普通行省，其人民最大多数，本与各省人民完全属于同一之民族系统，故其解决之方法应不同于外蒙西藏”。
    遗憾的是，尽管《纲领》认为东北问题与蒙疆问题在根本上不同，但面对日本多年的军事占领和一再把承认“满洲国”作为中日议和的基本条件的现实，《纲领》在对东北问题的具体处置上又表现出很大的妥协性。《纲领》提出，东北被日本侵占已久，因此，在我国不能用兵力收回的过渡期间，“应视为与外蒙西藏相类之悬案”。这一类比，虽然加了时间上的限定，只适用于过渡期，保留了日后以武力收回的可能，但它仍充分显示出重庆政府在东北问题上的无奈和消极。外蒙的现状是众所周知的，实际上的独立与中国名义上的宗主权，将成为过渡期内重庆政府处理东北问题的模式。
    那么，如何从过渡期走向中国联邦呢？《纲领》提出了将日本人和溥仪政府区别对待，扶助溥仪政府摆脱日本控制的设想。《纲领》设计出一个分两步走的方案：“第一步使取得满洲内政自治之政权，使该地汉满蒙人民先脱离被占领地人民之境遇，第二步与溥仪直接协商，先求得一过渡的解决办法。而最后与外蒙西藏同为联邦之一，完全复归于中国。”《纲领》的这一设想在今人看来实在有些匪夷所思，无论是指望日本人能赋予伪满政权以实质性权力，还是指望伪满政权能通过协商回归中国大家庭，都充满了太多的幻想成分。但在《纲领》的起草者看来，这或许是中日之间摆脱东北问题之争的一个妙法。日本一直要求国民政府承认“满洲国”，而中国政情则不允许国民政府公开丢弃东北，两者之间无法找到调和点。这也是此前多次中日接触失败的主要因素之一。提出这样一个强化溥仪政府而弱化日本统治的构想，避免了中国承认满洲国或日本退出东北这样肯定不能为双方国内舆论所接受的棘手问题，而扶植东北各族人民自主自强，或许能为双方所接受。
    其实，恐怕连《纲领》的起草者内心也明白，《纲领》所设想的这一分两步走的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提出这样的设想，一是把难题推给日本方面，你不是声称民族自决吗，你能让东北人民真的自治吗？当然，更重要的是，为自己寻找一个下台阶，将矛盾聚焦的东北问题暂且回避，而为讨论关内地区的停战议和问题铺平道路。
    在民权主义部分，《纲领》指出：“根据民权主义，我国统治大权寄托于国民代表大会，决不容受外力之干犯或限制，故我国外交一般原则之一，为互不干涉内政。”考虑到日本在以往的议和条件中坚持要国民政府先行反共然后议和，以及和平恢复后仍要在中国部分地区“防共驻军”的要求，《纲领》强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即实际上排除了接受这一要求的可能。
    在对三民主义分作讨论之后，文件指出，三民主义建国之完成，非空言所能保障，故国防之完成，实为建国第一急要之图。因此，我国之对外关系，凡涉及国防之事项，尤绝对不受干涉或限制，“因此，根据不平等条约之外国在华驻兵，乃国家主权蒙受耻辱之最大象征，故必须交涉撤退，至于因侵略作战而来之敌军，其必须全部撤退，更不待论”，“应不忘三民主义之平和之精神，务避免军事冒险的参加，故非有绝对正当必要之理由，必避免与任何国家民族缔结军事同盟之关系，尤注意勿受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政策所利用”。此处，明显指日本以防共防苏的名义要求与中国订立军事同盟，或加入德意日的反共产国际协定。
    《纲领》的第二部分讨论了对敌策略问题。大陆学界以往对蒋介石以恢复七七事变前状态为和谈底线的做法颇有争议。有人认为，“七七”时“满洲国”已经存在，如果只要求恢复到“七七”时的状态而不提取消“满洲国”，这便是置东北于不顾，有出卖东北之嫌。也有人认为，在军事战场上战事不利的情况下，提出恢复战争开始前的状态的要求已是不易，再提出取消“满洲国”问题，则根本不可能为日方所接受。这一争议至今未有定论。实际上，这一问题在60年前的主事者那里便已有所考虑。
    《纲领》认为，“战争为关系国家存亡之大事，故必须成功，不容失败。因此，我国之抗战，不论时间如何长久，环境如何困难，必须贯彻成功，不容中途自馁”。但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呢？起草者提出了一个所谓最大限之成功与最小限之成功的说法，要求根据现实情况，衡量彼我，以为运用。所谓最大限之成功，“为完全战胜，收回被掠夺被占领之一切，不惟廓清国内，并收复东北失土”，而最小限之成功，“则为收复七七事变以来被占领之土地，完全规复东北失土以外全国行政之完整。而东北问题另案解决之”。起草者认为，以上两义，“前者为战胜之表现，后者则为胜败不分，以媾和为有利益时之绝对的要求”。
    笔者以为，无论我们对以恢复七七事变前状态为和谈底线持何种看法，但《纲领》起草人的这一说法应是能够接受的：收回东北只有在中国取胜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当中日两国处于僵持局面时（更不用说经历了多次重大失利之后），回复到七七事变前的状态已是最大诉求。因为，这意味着日本3年来的侵略成果要全数吐出，日本能否接受这一条件已是大有疑问。至于要进一步收回在战前便已沦入日本手中的东北，则是完全没有现实可能的，那无异是要日本承认战败，一个战场上的优势者怎会接受战败者才会接受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