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众对苏联态度的转变与“杜鲁门主义”的出台(2)
二、苏联国际行为对美国民众态度转变的影响 二战后,人们关心的是如何维护战后和平的问题,因此美、苏、英三大国是否能维持 战时合作备受关注,这种合作取决于彼此采取的外交政策。美国人的注意力无疑集中在 苏联的国际行为上,这成为影响美国国民的关键因素。而苏联在战后的一系列国际行为 也确实引起美国人的疑虑和担忧。 战争的结束立即引起美、苏两国之间关系的紧张。从1944年至1947年,在苏联的支持 下,波兰、匈牙利、东德、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共产党很快掌握了政权,斯大林还成 功地改变了苏联的西部边界,加强了在东欧的统治,苏联还向伊朗和土耳其施加压力。 早在1945年4月,斯大林就号召外国共产党组成反西方统一战线,1946年初苏联领导人 重新掀起对西方意识形态领域的讨伐。2月斯大林在一次选举演说中强调资本主义和共 产主义的不可调和性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他还告诫苏联人民要随 时准备为战争作出巨大的牺牲[10]。不过,在与外交官和记者打交道的时候,斯大林仍 然采取一种安抚的方式。在10月,他不仅否认了“资本主义包围圈”的存在,而且也否 认了这一可能性。 不管斯大林的言论是否在美国民众中留下了负面效应,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苏联正在 奉行一种扩张主义政策。到1945年末,即使是苏联最坚决的辩护者中也很少有人否认东 欧的政府正日益受到国内共产党的控制。1945年11月,《新共和》杂志承认,通过“使 用民主国家反对的……政治控制方式”,苏联“对红军解放的国家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以便在这些国家建立可以操纵的政府”。虽然为苏联辩护的自由主义者们认为,苏联对 资本主义的担心是合理的,因为资本主义总是倾向于危机和战争。但是,“更多的美国 人从另一种不同的背景--即主要从英国的衰落和认为美国对苏外交政策遵循的是一种 妥协原则--来看待苏联的行为”[3](P949-950)。 在大部分美国人看来,苏联在战后对东欧的控制与在二战初期有很大的不同。首先, 英国作为一个大国衰落的程度使人很难将苏联的行为简单地看作是英苏相互挑衅的一部 分。1946年2月末的时候,《纽约先驱论坛报》评论说,“某些假设似乎完全可以成立 ”:当集体安全的前景变得十分渺茫的时候,另一个达成权力平衡协定的希望也变得“ 不乐观了,因为苏联力量的兴起,加上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衰弱……似乎驱散了任何轻 松地认为会出现一个三大国维持现状的体系的乐观思想”。 此外,希特勒的失败使苏联在1939--1940年期间的防御性扩张的外在合理性不存在 了。而且在莫斯科会议上,国务卿贝尔纳斯建议签订一个条约确保德国的非军事化。他 的意图是通过消除苏联对德国复仇的恐惧来软化苏联在东欧问题上的立场--如果他的 建议遭到拒绝的话,就迫使苏联表明“安全”仅仅是延长在东欧占领的一个借口。在5 月,苏联官方拒绝这一建议之前,有关这一建议的消息已经被公布于众了。当苏联表示 出对这一建议的冷淡态度时,在美国官方和媒体的眼中没有任何事比之更能使苏联名誉 扫地了。实际上,毫无疑问,这证明了“苏联真正关心的并不是他的安全”。而当时86 %的报刊都认为这一条约给苏联带来一定的安全保障。 另一方面在核武器问题上,1946年初,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建议由联合国来控制核武 器。虽然由此产生的《巴鲁计划》被精心设计以确保美国可以长期垄断核武器,但是作 为避免核军事竞争的一种严肃认真的努力,这一计划还是赢得了美国公众的广泛支持[3 ](P950-952)。然而苏联对该计划的反对使美国人普遍感到失望。到1946年夏,为苏联 扩张行为开脱的最主要的因素--对英国、德国和原子弹的恐惧--不再被普遍接受。 到1946年5月,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60%的被调查者相信苏联想支配整个世界。在194 6年夏天所进行的一次全国旅行中,记者詹姆斯·赖斯顿(James Reston)发现美国人对 “苏联的恐惧甚至超过了德国和日本”。即使是长期为苏联辩护的自由主义者中,也发 生了分裂。只有《新共和》与《民族》仍站在苏联一边,认为三大国仍有可能达成协议 ;如果美国采取罗斯福政府时期的政策,与苏联的合作是可能的。例如,在1946年末, 《新共和》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没有一篇抱怨苏联在东欧的扩张,认为苏联仅仅是收 回它在一战时失去的领土。而《民族》认为,虽然苏联的外交政策令人遗憾,但是美国 的外交政策更糟糕。《民族》的编辑弗雷达·科什威说到,美国要求东欧进行自由选举 并拒绝给苏联的卫星国提供贷款和食品供应的作法,或是一种威胁、或是一种物质和自 满的表现。她还认为欧洲人民有权利选择“社会主义”。 而持反苏态度的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共产党人是极权主义者,共产主义同法西斯主义一 样都敌视民主和自由。共产党的存在是对自由主义运动的侮辱,使美国人民疏远了自由 主义运动[8]。例如,持这一态度的《党派评论》指责《新共和》的编辑“正在帮助把 大批社会民主党人赶进德国的集中营,正在德国、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 和奥地利,帮助杀害各式各样的民主人士”。它认为如果想避免美苏间的战争的话,应 对苏采取强硬政策,不能像30年代姑息德国那样对苏联做出让步[4](P119、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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