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杜鲁门政府的作用
    美国民众对苏联态度的变化固然与苏联在东欧的行为有关，但是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 推波助澜，这一转变也许不会如此之快。
    事实上，苏联在战后的行为十分谨慎，基本上按照《雅尔塔协定》行事。在东欧容忍 了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芬兰和联合占领的奥地利的代议制政府。虽然共产党在波兰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联合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但他们否认要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 道路[3]（P954）。况且，根据《雅尔塔协定》，美国政府已经承认了东欧是苏联的势力 范围。因此，美国政府对苏联在东欧行为的指责并不具有“合理性”。然而，美国政府 却利用东欧问题大做文章，实际上反映出战后杜鲁门政府决心放弃美苏合作，而采取反 共政策。
    1943--1946年任美国驻苏联大使的威廉·阿韦雷尔·哈里曼是最早意识到美苏的战 时合作关系在1945年开始破裂的美国人之一，他在1945年给国务院的几份电报中，告诫 杜鲁门政府要警惕“苏联帝国主义”威胁。在1945年4月4日的电报中，哈里曼指出，“ 苏联的计划是”在东欧“建立极权主义的统治，消灭我们了解并尊重的个人自由和民主 。此外，苏联还试图通过支持西方国家中的共产党渗透，以便扩大苏联对西方国家国内 外事务的影响”[5]（P167-169）。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向国务院发回 了著名的“长篇电报”（Long Telegram），提出了对苏遏制战略。
    而另一方面，另一些美国官员仍主张延续罗斯福时期的合作政策。例如，在1945年秋 ，美国国务卿詹姆斯·F·贝尔纳斯（James F.Byrnes）主张美国应明显地疏远英国，以 免苏联认为美英正在“联合起来”向苏联“施加压力”。1945年10月31日，贝尔纳斯谈 到了苏联在东欧“的特殊的安全利益”--这是美国政界人士首次公开这样表示。在19 45年12月15日至26日的莫斯科会议上，贝尔纳斯以承认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明显是以非民主选举政府为条件，换取在这两国内阁中的一些装饰性的改变。他的目的是扫除一切 障碍，尽快达成一个和平条约，这是他在1946年主要的工作目标。他的理论“苏联从东 欧撤军”将宣告这一地区共产党控制的政府的结束[3]（P956）。
    但贝尔纳斯的行为却遭到了杜鲁门总统的批评，认为这是对苏联的“姑息”。凭借战 时膨胀起来的经济、军事势力和手中掌握的原子弹，杜鲁门认为美国具有独立领导世界 的能力，不再需要同他国进行合作，而苏联在东欧建立势力范围对美国扩展自己的影响 形成了一个障碍。在杜鲁门看来，要扫除这个障碍就必须用武力威胁迫使苏联作出让步 。
    然而，对苏联采取更强硬政策，首先要获得公众和舆论的支持，毕竟，人们对苏联的 热情和崇敬还未消退，大部分美国人仍将苏联视为“盟友”。杜鲁门最初是制造舆论丑 化苏联，在公众态度没有发生大的转变之前，杜鲁门也不愿冒触犯众怒的危险。
    贝尔纳斯主要负责改变对苏联的看法，他在整个1946年不断发表广播讲话，一再列举 苏联在达成和平条约上所设置的种种障碍。但是他并没有直接谴责苏联的扩张主义。即 使在1946年2月28日的海外新闻俱乐部发表的演讲中，贝尔纳斯仍将苏联视为“盟国” ，并补充道：“仅仅是一些无可原谅的悲剧性错误才会引起美苏两国在未来的严重冲突 。”可见在公众态度没有明显转变之前，杜鲁门政府的言论是谨慎的。整个1946年，杜 鲁门总统也注意不对苏联进行任何公开的批评。例如在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总统总是 回避或转移记者提出的有关苏联的尖锐的问题[3]（P957-9578）。
    与此同时工商界和媒体也精心培育反共情绪。在1946年，反对共产主义的运动成了媒 体报道的主题。在3月，丘吉尔发表了铁幕演说；6月在加拿大发生了轰动的苏联盗窃原 子弹材料的间谍案；有关伊朗、东欧、德国等的危机不断被报道。《生活》也声称苏联 和西方不可能达成和平协议。
    一些政治家、大部分媒体和宗教出版物对苏联在东欧和伊朗等地区行动的负面解释， 使公众对苏联的态度在1946年初就变得不友好了，人们开始用可能是最坏的含义来理解 “共产党人”一词。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1946年2月，认为美国能够和苏联合作的被 调查者降到了35%。1946年3月的民意测验显示，71%的被调查者反对苏联的外交政策， 只有7%的人持赞同态度[6]（P234）。5月，58%的人认为“苏联正在试图成为世界的统治 力量”，仅仅29%的人认为苏联的行为是自卫性的预防措施。到1947年10月，前者上升 为了76%，后者下降到了18%[1]（P97）。
    甚至连劳工组织也受到了这种普遍反共情绪的影响，在对待共产主义的问题上逐渐“ 右转”。随着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产联内的反共主义者开始行动以清除共产党在工会 中的影响。1946年10月，产联内的反共主义者开始形成了正式的组织，在零售业工人联 合会的副主席杰克·奥特曼的领导下，34个产联的工会官员组成了“革新工会主义产联 委员会”，以反对共产党人。并迫使1946年的产联大会通过了反对共产党干预产联内部 事务的决议[6]（P212-213）。
    劳联也响应对共产主义的攻击。劳联主席威廉·格林说，产联和劳联的基本区别在于 ，“前者是外国控制的组织，后者是一个美国人的组织”。1946年，盖洛普民意测验在 劳联成员中进行了一个调查，问他们对产联主要的批评是什么，最普遍的回答是产联“ 是由共产党人和激进分子控制的”[6]（P234）。在1947年1月劳联自由工会委员会的《国 际自由工会新闻报》中，对苏联的强制劳动营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篇文章不仅将 苏联看作是极权主义国家，而且认为自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苏联就建立了“奴隶制式 的”劳动营制度，这种制度成为苏联经济的一个固定组成部分。并估计大概有1000万人 在劳动营里从事强制性劳动。该报还认为，二战后，这种劳动营不但没有取消，反而扩 展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波兰等苏联的卫星国。指出，这种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中 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倾向于推行侵略性的政策，以奴役更多的人来满足对强制性劳动力的 需求。而且由于奴隶制生产的效率极低，无法创造足够的财富，因此这种制度倾向于通 过征服来掠夺财富[11]。
    通过夸大“极权主义”的威胁，杜鲁门政府竭力使人们相信，苏联所代表的共产主义 是对美国在世界上的成功和存在的威胁，苏联共产主义一心要摧毁美国和美国的自由及 民主，在共产主义的世界里寻求安全的可能性极其渺茫[9]。苏联正试图用武力在全世 界建立共产主义的统治，除非它受到强大的军事力量的阻止。
    大量的反苏宣传迅速地转变了民众的态度，使得美国人的反共情绪在1946--1947年 间明显上升。1946年6月，超过一半的美国人认为应该采取措施控制美国的共产党人。3 6%的人主张处死或监禁共产党人，16%的人认为应该约束共产党人的活动，7%的人认为 应该对共产党进行严密监视。只有16%的人认为不需要对共产党采取任何防范措施。蓝 领工人普遍对共产党存在敌意。到1947年3月，61%的美国人认为应该颁布法律，将共产 党列为非法组织，只有26%的人认为应该保留共产党的合法地位[6]（P234）。
    可以说，到1947年初，共产主义及其“现实的化身”--苏联，在绝大多数美国民众 眼中已经成了威胁民主与世界和平的“邪恶力量”。正是有了这种“民意”的转变，才 使杜鲁门政府敢于将对苏的“强硬政策”公开付诸实施，其标志便是1947年3月12日杜 鲁门在国会发表的“遏制共产主义”的冷战演说。
    【参考文献】
    [1]Ralph B.Levering.The Public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18-1978[M].NewYork:William Morrow & Company,1978.
    [2]Peter G.Boyle.American-Soviet Relations from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o the Fall of Communism[M].London:Routledge,1993.
    [3]Eduard Mark.October or Thermidor?Interpretations of Stalinism and the Perception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1927-1947[J].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89,Vol.94 issue 4.
    [4]William L.O'Neill.A Better World-the Great Schism:Stalinism and the American Intellectuals[M].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2.
    [5]Eugene Anschel.American Appraisals of Soviet Russia,1917-1977[M].Metuchen:N.J.Scarecrow Press,1978.
    [6]Harvey A.Levenstein.Communism,Anticommunism,and the CIO[M].Greenwood Press,1981.
    [7]方连庆，等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8]Bert Cochran.Labor and Communism--the Conflict That Shaped American Unions,Princeton[M].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
    [9]（美）詹姆士·O·罗伯逊。美国神话与美国现实[M].贾秀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90.
    [10]杨光斌。意识形态与冷战的起源[J].教学与研究，2000，（3）。
    [11]Benson L.Grayson.The American Image of Russia,1917-1977[M].New York:Frederick Ungar,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