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后，西方学术界连绵不断地涌现出一大批思想家，尽管他们所处的科学和哲学背景、生活的时代和国度不同，立场和观点有异，但这一时期史学理论得到飞跃发展，不仅非黑暗中世纪专事论证“上帝存在而且恒在”的史学可比，而且逐渐走到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前面。特别是19世纪中叶横空出世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近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历史学与社会学成就的最高概括，使我们能够籍以解开那个在它问世前后长达五个世纪中结成的史学理论“谜团”。能摸到西方史学发展演变的脉络，从而弄清唯物史观产生的学术背景和理论前提。
    古代智者留在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碑石上的铭文“认识你自己”并没有唤醒人类，在各种神灵的脚下它又匍匐了数千年。直到14、15世纪，人类才幡然醒悟，找到了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文艺复兴最大的功绩在于，把人们的思想和精神从宗教迷信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否定神的价值而肯定人的价值，用“以人为本位”的文化取代“以神为本位”的文化。宗教史观及其史学土崩瓦解，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奉古代希腊与罗马的历史学家为楷模，四处搜寻波里比亚，李维、普鲁塔克、塔西佗的遗稿或手抄本，加以翻译、注释、刊布。大学的兴起，印刷术的普及为近代历史研究驾桥铺路；新大陆的发现，新航路的开辟，使史学家得以面向世界，不再囿于一次战争、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这个需要巨人而且奔涌巨人的时代，在西欧各国都孕育、造就了一批史学巨人，他们转向记载“人事”，注重政治军事史研究，开始探求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当然，这群巨人在史学理论方面只是跚跚学步的孩堤，“记叙”、“重训”仍然占据史学的主导地位，也打上了“复兴”的烙印。同时，热衷于某一划时代的事件或人物，总想窥测历史总计划并预示未来的陋习也未得到根本的改变。但是，我们切不可低估人文主义历史观的革命性作用。因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历史是由于意识的觉醒而引起人类同自然实现分离，是人类运用自己的理智去了解并改造他所处的环境的长期斗争。这种觉醒和理智就包括对于人的历史作用的领悟，它们恰恰起始于文艺复兴。
    被马克思誉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真正始祖的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年）提出分别由想象、记忆和理解驾驭诗歌、历史和哲学的知识理论，还留下启人心窦的格言：“哲学使人深邃，数学使人严密，历史使人明智”。尽管他认为由记忆主宰历史学是似是而非的结论（如果人类能记住自身的历史，那就不需要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了），但是，他把人放到史学画面的中心地位，把兴趣放在事实本身，这无疑能起到为历史研究重新定向的作用，开了西方近代史学理论的先河。
    把历史看作人类激情与人类本性必然体现的人文主义历史观，马上遇到了冷峻的怀疑主义的贬谪。首先是法国的蒙田（1533—1592年）给予“高亢的人的颂歌”以当头棒喝，他一面强调“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自我”，一面认为，人的“灵魂的盲目性”使人自以为是，人类长期以来所进行的探索的全部结果无非是学会了认识自己之低能，肯定和证实了自己与生俱来的无知；认识是变动不居的，通过感觉和理性得不到任何知识，当然也包括关于历史的知识。继他而来的是著名的哲学家勒奈·笛卡儿（1596—1650年），他以其二元论世界观和怀疑论原则，跻身于近代杰出的思想家的行列。他把自己的哲学理论演绎到史学领域中去，根本否认历史学是知识的一个分支。他在《方法论》（第一部）中提出系统的怀疑论历史观，使他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一方面怀疑历史学的价值，另一方面又想指导历史学家们摆脱功利考虑而走向严格的科学之路。人们常常对他思想的唯心主义实质横加指责，而较少注意到蕴涵于“我思故我在”这一深刻命题中的辩证因子，以及他运用“普遍怀疑原则”反对迷信和盲从、推崇理性权威的进步因素。他的历史怀疑主义推动了历史学同哲学分道扬镳，其积极意义并不亚于18—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在促成科学同哲学分离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其后，历史学家提累蒙特和波兰狄提出了历史研究新方法的三条规则：1、必须用非文献的证据核对权威著作；2、必须把不同的权威著作加以对勘使之协调一致；3、没有任何权威能诱使我们放弃对自己所知道的发生过的事实的信念。威廉·莱布尼兹（1646—1716年）应用新方法研究哲学史获得重大成果，他把哲学概念当作某种连续不断的历史传统。不过，在他那儿，变化的东西与永恒的东西、理性的真实与事实的真实之间的关系及其界限还是非常模糊的。于是，朝着历史学方向为哲学定向的英国学派应运而生，他们的出发点也许是反笛卡儿的，但他们的学说不仅没有驱散反而加重了怀疑主义的疑云。在许多领域都起到承前启后作用的杰出思想家约翰·洛克（1632—1704年）提出：1、天赋观念是反历史的概念，知识只能来自经验；2、知识只涉及人们的观念自身是否一致，而不涉及外在于观念的客观存在；3、一切观念都是具体的历史的， 而不是抽象概括的结果；4、知识虽然必须具有确实性，但知识的概念并非绝对真理；5、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认识的范围是狭窄的，“我们恐怕永远不能知道‘物质’与‘思想’这两个观念之间存在着什么确定的关系”。他以思考历史的自然方式回答哲学问题，又以思考哲学的理性方式论证历史问题，既给人们诸多启迪又给留下不少疑窦。
    大卫·休谟（1711—1776年）站在以贝克莱为突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经验论的立场上，顺着洛克理论的缝隙并且以他的方式，集以往各种怀疑主义之大成，高举起“不可知论”旗帜。这位钻进了不可知论死胡同的智者在哲学上的失足之处，反而为近代史学阔步前进扫清了道路。他的《人性论》和《人类理解研究》，在学术界起始遭到极大的冷遇，后来受到经久不衰的重视。首先，他认为“所有的科学都或多或少同人性有一种关联，”即便是纯粹的自然科学如数学与物理学，也是“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人的科学”，因此，“人的科学是所有其它各门科学的唯一的坚实基础”。这种猜测被现代科学证明，才突现出它的珍贵价值。尽管他和他的同时代人一样，把人性当作某种始终一致和永恒不变的东西；但是他坚信对人性的理解是不断进化的，随着人类理解力的不断改进，人性科学这一非历史的概念会逐渐被纳入历史范畴。其次，他把知识经验由“印象与观念对应性地构成”的学说作为自己哲学的“第一原则”，认为产生知觉的原因既不在于上帝，也不在于自我，更不在于物质，其实是不可知的，他的著名公式是“自然是人类远离它的秘密，理性在它面前也无能为力”。但是，他同时认为，“经验是可以知觉的”，“历史知识乃是以证据（包括亲历的经验和历史学家的印象）为基础的合理信念的体系”，历史学甚至更有资格被当作合法而有效的知识。在史学理论方面，休谟从笛卡儿的立场出发，得出了同他的哲学思想截然相反的结论。其实，这也不足为怪，他的学说的特征是固守经验论，经验以内是科学研究实用的范围，经验以外是自由信仰的合法天地；在它的怀疑论中有无可怀疑的东西，在他的不可知论中也有可知的东西。既然历史全然依托于人的经验，历史知识便是可知、可信且可靠的，这就在他虚幻的领地中给历史学留下了实实在在的立足点，启蒙运动史学正是从这儿起步并进而拓展开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