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来，史料和理论的关系的讨论之所以反复起伏，不断地牵动许多史学工作者的思绪，是因为这场讨论对新中国历史科学的兴衰起伏有关，或者说，这场讨论反映了新中国历史科学发展的曲折历程。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史理关系之争大体经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各自的历史背景和政治背景，命题和内容多有变化，但贯穿始终的是根本方法问题。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史学理论和方法，仍然是关系到历史科学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我想对这一问题作一系统探述，这对历史科学理论的研究也许是有意义的。
    一、历史遗留的问题
    历史学在中国是一门最古老的学科之一。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史学界基本沿袭了封建的史学方法。资产阶级史学和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不发达，并没有发生过足以对抗封建史学的局面。不论是梁启超、胡适，还是蒋廷黻等辈，都为在中国发展资产阶级史学作过努力。梁启超对封建史学曾经作过有力的抨击，他说：“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他认为，中国史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为史界辟一新天地。”①胡适曾经提倡整理国故，即整理“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曾经说过，要“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报告出来，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见，有脑筋的都可以明白。这是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这才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他的功用可以解放人心。”②蒋廷黻则在清华大学史学系提倡新史学，即主张用欧洲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历史。以上这些提倡对中国封建史学当然起了一定的冲击作用，但并没有出现像样的资产阶级史学著作。另一股新兴的势力，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最早是由李大钊传播和介绍的。他对封建史学的批判也是比较彻底的。正如他在《史学要论》中指出的，《史记》、《二十四史》、《紫阳纲目》、《资治通鉴》等书籍，“只能说是历史的记录，是研究历史的必要材料，不能说他们就是历史。”并且指出：“从来的史学家，欲单从社会的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历史），而不是社会的基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社会上层，全随经济的基础的变动而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是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大体。”③在李大钊之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出版，开创了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实践的先导。之后，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拓前进，成了中国史学界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这支力量仍是处于新生的、发展的阶段，人数和成果都远不如封建史学那样多。加之历史条件的限制，即战争环境，以及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统治，这批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受到资料和环境的限制，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明不可能有更多地涉猎。“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先读经典著作和世界历史、外国历史。”出于革命需要和理论勇气，这批先驱者确实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发展打开了极其宽广的前程。但不可讳言，当时的所谓外国历史大多是指苏联历史家的著作，而经典著作影响较大的自然是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联共（布）党史，还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等。急欲从经典著作中猎取真理，而为猎取真理所提供的经典著作的选择和比较都不能不受到时代和条件的局限。只是这一派的史学思想是进步的，他们的方向是非常明确的，即提倡史学工作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历史。而且，通过他们本身的历史研究实践，证明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历史确实是行诸有效的，纠正了旧史学只是研究一些零星的局部的历史事件的传统。诸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的《秦汉史》等等都以崭新的面目出现。由于他们都身体力行地在史学界大力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这个重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史学流派逐步成为我国的主流思想。
    如上所述，资产阶级的所谓“新史学”没有充分发展起来，而且这一派在史料的考证和运用方面，从来就没有和封建史学方法划清界限。胡适的《水经注》研究和《禅宗史》著作，都着力于考据，其考据方法本身很难区别于封建史学。新中国建立前的中国史学，就其方法来说，封建史学方法（即在直书、考据、体例方面下功夫）仍然是占主导地位。封建史学方法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注重史料，就事论事。因此，把掌握史料、考证史料作为唯一的途径。显然，要把历史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光有这一条途径是不行的。封建的史学研究方法面临着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方法的挑战是必然的。随着无产阶级政权的取得，马克思主义成了国家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对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的改造也是必然的。这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隐伏在史学领域里，如何看待史料和理论关系的矛盾，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而这个矛盾突出的表现就导致了后来关于史料和理论关系的争论。
    二、历史道路的必要反思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使中国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国获得了新生，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威信空前提高。但是历史学界封建史学、资产阶级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矛盾并没有因新中国的成立而告结束。正如翦伯赞指出的：“在院系调整以前，有些资产阶级的教授们还是妄图霸占大学历史系的讲坛，拒绝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进入大学。”院系调整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学进入了大学和研究机关，并且取得了支配的地位。在全国各地的历史研究机构和各高等学校的历史系中，一般都插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⑤迫于形势，也由于马克思主义威信的提高，历史学界的绝大多数成员，深感到有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努力接受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历史的必要，他们如饥似渴地研读经典著作，这对提高史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通过这场学习运动之后，公开怀疑马克思主义理论能指导研究历史的人不多了，但真正能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研究历史的人也并不多。因此，史学界在史料和理论的关系问题上的矛盾便突出了，产生了如下几种新的情况。
    第一，主流派的历史反思和对全局的理论要求。历史是一门科学，要使人信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的正确性，就必须清算一下过去用此方法研究历史是不是科学的，能不能站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