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学认识过程中，作为认识主体的史学家和作为认识客体的客观历史本身，构成了史学认识的两极。两者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就是史学认识的发生、发展和进步的过程。这是个动态的过程。它要回答作为认识客体的历史是什么？其构成和内容是什么？还要回答作为认识主体的史学家如何构筑自己的认识道路，选择什么样的认识方式，达到对被认识客体的认识。本文试图就中国封建时代的旧史学家司马迁、刘知几和章学诚，以及近现代史家梁启超和李大钊等人的史学认识论，勾勒出我国史学认识论发展的基本脉胳。
    1认识是认识主体对认识客体的反映，客体的内容及存在方式决定了主体的认识内容。作为认识主体的史学家是怎样反映客观历史的内容及存在方式的呢？“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向以探讨现实世界人的问题为中心。人在这个世界上何以自遂其生，又何以遂人之生，人性为善为恶，人的行为规范，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分际界限等等”①，历代学者多有论述。中国封建旧史学和这种传统的学术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国史学自孔子作《春秋》，至司马迁著《史记》，开史学一代新风，重言人事，着力于以“人事”为核心的人类社会的研究。
    司马迁说他要研究历史，是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②。提出了历史的基本特征：它是过去发生的、确实存在的人的活动。从《史记》的结构看，以本纪为经，以列传为纬，构成一幅历史的画面。但它的大部分是为活动于历史舞台上的人物作传，小部分篇目论及现实社会的制度和设施。梁启超评价《史记》说：“其最异前代者一事，曰：以人物为本位。”③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史记》是以“人事”为主的著作。中国史学以“人事”为核心的传统，由此而成体系。从《史记》而后，历代史书都不曾越出此藩篱。
    刘知几认为，作史与其“远求辰象”，不若“近求人事”。主张“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并有。”④寻求历史的变化、发展亦要从“人事”入手，“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⑤就是这个意思。刘知几所认为的历史是以人的活动为主体，是过去发生过的东西。
    章学诚不仅继承了以人事为核心的史学传统，而且使之发扬光大。章学诚的史学思想贯穿着“六经皆史”和“经世致用”。“六经皆史”之说，一时震动史界，但也只不过是把经史并列起来，视经史皆为“切人事”的纲纪政典之学，其目的在于说明经史都在于“经世”。他所理想的史学还是研究人事的史学。换言之，历史是由人事构成的。
    由此观之，中国封建旧史家在对历史的认识上存在着许多共同之处，即认为以朝廷、帝王将相个人活动的人事就是历史，所谓“人事”就是帝王将相的活动。这样的历史，从实质上来说是政治史，这样的史观就是英雄史观。
    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人的社会存在。离开了人的活动，也就无所谓人类社会历史。但是仅仅叙述人、“人事”，不能完全说明历史究竟是怎么回事。恩格斯指出，“在社会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⑥而“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⑦，同时，人的活动又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体现。谁也没有认为，离开了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种种活动，还存在历史的发展。但是作为历史来说，它不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的简单总和，它还有着人类社会所共有的一般性、规律性的东西。只讲个人的活动，只从个人的活动来看，远不能科学地说明历史的内容，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
    从中国封建旧史家对历史内容的认识，可以发现这样一个问题。他们对历史的客观性笃信不移，历史就是人事。他们从未怀疑过历史是否存在，而是相信历史是真的、实的、其有虚假之处是由于“小人”的曲笔和假造史事。为了求真求实，他们拼命去考证、辑佚、校勘，而不是从整体上进行探求。从这个角度说，一部二十四史也只不过是工于考证、辑佚、校勘之作。
    究其原因，首先从本体论上说，“中国哲学中的宇宙论，未尝分别实在与现象为二事，未尝认为实而不现，现象现而不实。而认为现即实，实存在于现。”⑧这种思维方式，就决定了人们对历史的客观性深信不移。中国思想的一大特色就是注重现实世界的探讨，宇宙论与人生论是不分的，所以历史就是人事活动，历史就是客观的。
    其次，从史学的社会功能看，中国旧史学讲究“经世致用”，作史的目的是达到使“乱臣贼子惧”，为统治阶级提供有“资于治道”的政治作用；同时还要达到有益社会风化，维护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作用。经世之学，“实根植于伦理道义”⑨。从这二点出发，就决定了旧史学不可能超越出人事之外，强调对“人事”的研究，也就很自然地把“人事”等同于历史了。
    20世纪初年，梁启超把进化论引进历史领域，对于沿袭二千余年的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封建旧史学进行了系统的清算，并在此基础上刷新了对历史的认识，确认历史就是人类社会的过去，它是不断进化，有“因果”律可循。
    梁启超对历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他说：“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故言历史之广义，则非包万有而并裁之不能完成；至语其狭义，则惟以人类为之界”⑩。他认为“狭义”的历史就是人类社会，历史是由人类社会构成的。与此同时，他还把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加以比较，看出历史的特点。“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反复完成的。历史事项反是，常为一度的，不完成的”；“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普遍的。历史事项反是，常为个性的”；“此种个性，不惟数量上复杂不可缕指，且性质上亦幻变不可方物。而最奇异者，则合无数互相矛盾的个性，互相分歧或反对的愿望与努力，而在若有意若无意之间，乃率其职以供赴一鹄，以组成此极广大极复杂极致密之‘史网’，人类之不可思议，莫过是矣”；“自然科学的事项，为超时间空间的。而历史事项反是，恒以时间空间关系为主要基件。”(11)这里，梁启超已看出历史事件的连续性、单一性、独特性和具体性，也多多少少地考察到了历史的运动是各个具有自由意志的人互相矛盾的意向组成合力推动的。梁启超把对历史的认识大大地推进了一步，标志着中国史学的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