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作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在对历史的认识上，有着明显不同于封建旧史家的地方，的确带来了一场“史界革命”。第一，恢廓了历史研究的范围。旧史家认为历史就是“人事”。梁启超提出历史是以往的人类社会，不仅有人的活动，而且还包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尤其是民族演化的历史。这样就把历史研究的视野扩大到人类社会的各个角落，大大地开阔了史学研究的范围，丰富了史学研究的内容。第二，历史是进化的。旧史家以为只有尧舜禹三代是人类的黄金时代，以后的历史也只是一分一合。梁启超提出人类历史是进化的，是动态的，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但总趋势是今天胜过昨天，将来超过现在，愈变愈进步。据此，他认为旧史学那种“一治一乱，治乱相循”的观点是错误的。这种进化的观点与封建旧史观相比，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第三，历史不仅是进化的，且有“因果”律可循。这里就提出了认识历史的目的问题。梁启超对历史规律的总结虽然是唯心的，但他的提法、认识，使后来的史家摈弃了旧史学的条规，提高了史家作史的目标。
    旧史家只认识到历史是“人事”，是过去发生的“旧闻”；近代资产阶级史家也至多只认识到历史是以往人类社会的运动，它是进化的。但他们的认识从根本上来说是在唯心史观的引导下而得出的结论，不能科学地解释历史的构成。
    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来说明历史的内容和构成。他说，历史“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12)历史是有规律可循，有“理法”可依的。他对历史的认识，对中国史学认识的进步，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其一，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但它又是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中实现的；横着看，它由政治、经济、思想等关系构成，竖着看，又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这种认识就使历史学科学化了。其二，列宁指出，过去的历史认识只是考察到了人们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认识到产生这种思想动机的经济原因(13)。李大钊用经济关系来说明历史，解释历史，揭示了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其三，历史是有意识的人的活动构成的，这样就使历史呈现出复杂性。李大钊指出了阶级社会中的人总是属于一定的阶级范畴，他们的行动总是离不开自己的阶级利益。用阶级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就把历史的谜底揭开了。
    李大钊看到了历史是以往的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运动过程。这个人类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14)也就是说，与一定的生产力相联系的、以生产关系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社会联系及其运动、变迁的人类社会，它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个庞大的、五光十色的、有机联系着的系统。即作为唯物史观所定义的历史，就是以往人类社会的有机联系的庞大系统。李大钊对历史的解释使人耳目一新，把历史学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上，标志着中国史学的马克思主义化，开辟了史学的一个新时代。
    总之，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由人事、人类社会，到人类社会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而相互联系的有机系统。这一认识的发展过程是经过历代史家的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它标志着中国史学对客观历史认识的进步。
    2前面我们已经谈了几位史家对历史本体、内容的认识。历史既有它的客观性，又有它的时间性。因而史学认识的途径不同于其他科学的认识途径。在史学认识活动中，作为认识主体的史家与客观历史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因为它们有着时间上的限制。这样，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只能通过史料即史学认识中的中介客体。史料由于记录者的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可能对历史真面目做出十分真实的描述。中介客体就有大于或小于客观历史本身的可能。这就构成了史学认识过程中的一大特色。故此，史学家必须构筑自己的认识道路，才能达到对客观历史的认识。这既是认识模式的问题，又是认识手段的问题。史学家面对极其复杂的历史和面目繁多的史料，必须要选择不同的认识形式、认识途径去构筑自己的认识之路，从而达到对史料的甄别，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也就完成了史家自身对真、善的追求。
    中国的史学家们都认识到历史是个客观存在，在这一认识的前提下，他们选择什么样的认识形式、认识途径去考察历史，走完自己的认识之路呢？
    史记向来被认为是一部“实录”，因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15)司马迁叙事记人，采取“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16)的“据事直书”的精神。司马迁认为对所搜集的资料做认真分析和选择，淘汰无稽之谈，然后据笔直书，历史也就澄清了，它的本来面目也就出现了。
    刘知几提出“直笔论”。史家惟有以直笔为自己的职责，不得任情褒贬，不为权势所变更，“以实为虚，以非为是”，主张“不掩恶，不虚美，不避强御，无所阿容”(17)。在做到这些之后，经过对原材料和次材料，正史和杂史的比较、研究，就可以把过去活生生的历史再现了。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时代的史学家总是有自己的主观倾向，自己的历史观点的，总是按照自己的好恶来选择史料，因而据笔直书在实践中是很难做到的。章学诚也看到了史家对史料取舍和史事褒贬的倾向性，觉察到客观历史进程与史家主观意图之间的矛盾，于是他提出端正“心”、“术”的办法来考查历史，只有端正了“心术”才能重现历史。他说，一个具有追求真理的“心术”的史家，就必须“慎辩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18)这里的“天”指的是客观存在，即是说，史家作史应当忠实于客观史实，如实反映历史发展真象，不得以私意饰恶增善，做到“善恶褒贬，务求公正。”(19)于此，史家作出的史书就是“信史”，就是真实的、客观的历史。另一方面，章氏的“心”、“术”是讲理论是否明确，理论素养是否具备，立场是否坚定，是就认识模式、认识目的而言的。其利是历史认识应有理论指导，其弊是以史就“心术”，就理论，失去历史的真实性。章学诚的“心术”思想是中国封建史学对理论和认识关系的总结，尽管含混，但仍有积极意义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