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而观之，封建旧史家面对客观存在的历史，惟有据事直书和实录才能再现历史。何谓“直笔”、“实录”？直笔和实录的基本要求是忠于历史事实，就是要让人信赖历史事实的准确性。因而直笔和实录的根本目的是要编著信史。刘勰认为，信史的标准有二：一是“述远”而不“诬矫”，一是“记近”而不“回邪”。他说：“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荀况称‘录远略近’，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乱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至于记编同时，时同多诡，虽定、哀微辞，而世情厉害。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逃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理欲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故述远则诬矫如彼，记近则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臣乎！”(20)他这里说的“述而则诬矫”，是指史家不能正确处理历史材料，而“记近则回邪”，是指史家不能正确对待现实社会。为了写出信史，史家必须避免和克服这两个方面的弊端，做到“析理居正”。刘勰的这些话，反映了古人对信史的基本要求，也就是直笔、实录的基本内容和要求。这些要求是以唯心史观为基础，受着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从本质上说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直笔和实录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要求的实事求是具有根本区别的。据笔直书只能是种愿望，在旧史家的笔下很少有实际的结果。可以说，直笔、实录——封建旧史家的这一认识，只能是不结果实的智慧之花。
    忠实史实，可谓我国史学的一大优良传统。问题是中国史学何以特别地强调直笔、据笔直书呢？查其原委，其一中国旧史学对历史本体的实在感决定他们重史的现实劝戒作用，求信、求直笔是建立在：不怀疑本体；以信、真增加劝戒的价值感。刘知几说真实的历史“申以劝戒，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21)就是这层意思。
    其次，从中国封建旧史家考查历史的方法看，形式逻辑多于辩证逻辑，过多地从事考证、校勘、补佚之类。几千年的中国封建旧史学沿袭多于创新，长期以来认识模式陈旧，认识目的偏窄，思维方式简单化。他们考查历史常用的是观察的方法，从观察中发现问题。而观察结论的正确与否，始于史料价值的高低，史料不准确，观察的结果也就站不住脚。于是强调客观地描述历史，对旧史家来说是不足为怪的。虽然说据笔直书、实录是好传统，但我们发现，这一优良传统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而是根植于原始的朴素的认识论基础上。
    梁启超批评旧史是帝王将相的政治教科书，为当权者服务，其“经世”和“明道”的目的，更是“强史就我”，任情篡改，把一切史迹都看成“供吾目的之刍狗”。于是造成“讹夺满纸”，“罅漏模糊”，给求真求实造成极大困难。所以梁氏提出要杜绝主观成见，搞“纯客观研究”，“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史为手段”，“务持鉴空衡平之态度，极忠实以搜集史料，极忠实以叙论之，使恰如其本来。”(22)
    我们看到梁启超继承了旧史家的忠实历史，求真求实，不以自己的好恶任情褒贬的传统，但他不同于旧史家的地方是：“不以史为手段”，而以之为目的，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上，公允地对待历史，而求得历史“恰如其本来”。这是他“纯客观研究”的基本思想，也是他高于封建旧史家的根本。但是，他的“为历史而历史”，“纯客观地研究”，并不是纯客观的，他之所以强调客观地再现历史，是希求从过去的历史中，导出历史是进化的，是有“因果”规律可找的，从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这是梁启超认识历史的目的。这一认识无疑是有拓新史学的意义。但他的历史观是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认识基点、认识手段都不尽明确，不懂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既不重视生产力状况的研究，更不重视生产关系及其各种形式相互更替的研究，他是无法揭示历史的本质。
    唯物史观既认为历史是客观的，那末唯物史观如何考查历史呢？李大钊据此提出了系统的观点：（一）历史是永恒的，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它是由经济基础构成的，“有了这样的经济关系，才会产生这样的政治、宗教、伦理、美术等等的生活。假如经济一有变动，那些政治、宗教等等生活也随着变动了。”(23)即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也就是他所谓的“表面构造”。但这一“表面构造”，“不是绝对的不能加些影响于各个的经济现象。”(24)也就是说，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可以起积极的能动作用。（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其中尤以生产力最活跃，最富于革命性。“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新的生产关系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要求打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而代之以更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关系。（三）“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把种种的社会现象不同的原因总结为经济的原因，更依社会上竞争的法则，认许多组成历史明显的社会事实，只是那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各殊异阶级间团体竞争所表现的结果。他们所以牵入这竞争中的缘故，全由于他的自己特殊经济上的动机”(25)，即用阶级的观点来看待历史、考查历史。可以看到，通过李大钊把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结合起来，对中国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唯物史观对认识历史本体、认识目的、认识基点和认识手段都是有启示的。
    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的绝对要求是把一定的历史事件提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不是看过去的人们为我们的今天提供了什么，而是要看他们提出前人没有提出的东西。即考查历史应历史地考查。在历史地考察历史中马克思主义还要求用辩证的方法看待历史的发展变化。
    李大钊成功地运用了唯物史观，运用了唯物主义认识历史的基点、手段和方法，的确使中国史界开始了新的“改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史学中的具体成就，证明了科学的认识指导人们认识方法的科学性。
    中国历代史家对历史的考查方式归结起来，大体上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直笔、实录——“纯客观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从分析史家对考查历史方法的认识过程中，我们有这样一个体会，科学认识指导方法选择的科学性；一旦科学方法的输入又促进人类对自身认识的深化。
    以上我们分析了各个不同时期史家对历史的不同认识，以及他们对历史的不同考查。可以发现，从司马迁到李大钊，中国史学认识论经历了形成、演变和不断充实、不断发展的过程，其线索可归纳为：（1）人事——人类社会——有机联系的系统的人类社会；（2）据事直书（直笔、实录）——“纯客观研究”——科学研究。在这一认识发展过程中，体现了我国史学家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史学遗产。但从根本上来说，旧史家们的历史观是唯心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摇篮即墓地，许多有生命力的思想却被他们的唯心史观所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