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料和理论的关系成了矛盾的焦点
    根据上述，我们还可以看出，在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运动中史学界的基本情况有四种：一是马克思主义学习比较好的，这部分人大多是在三十年代起步，或在革命战争年代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实际上成为史学界的领袖和旗帜；二是一部分旧社会走过去的史学工作者，思想感情上转向马克思主义，如饥似渴地学习经典著作，但急于求成，生吞活剥，出现了一段史料一段经典著作词句的生搬硬套的现象；三是以经典作家的结论替代自己的观点，文章空洞、教条，没有内容；四是极少一部分史学工作者坚持史料即史学的观点，他们的论述唯史料是从，不赞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分析史料。这四部分人或长于理论，或见长于史料，或史料理论都见长，或史料理论都欠缺。无疑在第一种人看来，要提高中国的历史科学水平，必须努力掌握史学理论，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研究历史资料，才能得出合乎客观规律的结论。第二第三种人其思想倾向是积极的，起码在主观上是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只是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上存有欠缺，而这在史学界为数极多，从老教授到青年学生都有。如果能提高这部分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并使他们能较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研究历史，历史科学便能有较大较健康的发展。因此，从战略眼光来看，必须在这部分人中解决史料和理论的关系问题。
    史料和理论的关系的讨论，基本上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被提出来的。开初是从提倡如何用正确的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入手的。范文澜在《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也就是把普遍真理和当前的具体问题密切结合，获得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发生所变无穷，解决它们的办法也所变无穷，这才是活生生的富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这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得其神似。貌似是不管具体实践，把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词句当作灵丹圣药，把自己限制在某些抽象的公式里面，把某些抽象的公式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这是伪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⑨神似和貌似的说法，是对所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普遍要求，并非单指历史工作者而言。吕振羽在《怎样学习历史》一文中曾针对着史料和理论的关系提出要求，他说：“学习历史，是动了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具体的、全面的、准确的史料去系统地理解和研究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包括民族关系）的发展过程，以及重大事件、事变和历史人物，等等，并揭发其本质，作出科学的结论，从而使我们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去观察、研究周围的环境，当前的重大事件、事变，或关于当前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等，作出科学的结论”。⑩这是提倡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历史实践的问题。至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实践的关系，还没有涉及。而翦伯赞在《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则较明白地指出：“理论总是带有普遍性、一般性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替中国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事件或人物准备现成的结论，就是毛泽东同志也只是教导我们怎样研究历史。因此，要想对于中国史上的每一个具体的历史问题、事件或人物都能找到现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论，那是没有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对于历史学上的一些问题、事件或人物作出创造性的概括或判断。”(11)这段话用意比较清楚，明确指出不能到经典著作中去找中国历史的现成答案。因此，那种一段史料一段经典著作做注脚显然是很不可靠的，那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替代自己的研究结论，更是缺乏根据的。上面三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着力提倡史学工作者要努力学习理论，并用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历史实践。
    根据党的一贯主张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在历史科学领域里，则主张理论和史料统一，或者叫理论和史料结合。翦伯赞主张史料应和理论结合起来，他说：“现在我国历史学教师都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是我们还是学得非常不够，……理论和资料不能很好地结合，不能把理论贯串在史料之中。只要碰到具体的历史问题，理论和史料就分了家，史料归史料，理论归理论。……只有学术论争中，才特别感到理论的重要，也特别感到资料和理论相结合的重要。”(12)吕振羽认为，“学习和研究历史，必须坚持和贯彻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是理论和实际的统一，‘史’和‘论’的统一。”(13)统一也是结合，这个时期之所以强调“史”和“论”结合，实际上就是要求学懂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是范文澜所讲的“神似”，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历史。非常明显，这里所强调的“史”是指史料，这里所说的“论”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吕振羽明确认为：“‘论’就是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史’就是史料。‘史’和‘论’的统一，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具体历史进行具体分析，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14)可知，“史”和“论”的这场讨论，含义是清楚的，“史”是指史料，“论”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不是指一般的历史观点。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史和论的关系五十年代在史学领域里是一个带有根本性问题的争论，它反映了当时中国史学界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时所遇到的问题，也反映了中国史学界在思想和方法变革中的复杂过程。史料即史学的观点和方法根深蒂固，很难消除。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又不是很快就能掌握的，况且有关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科学的基本论述理解也很难全面、准确。如关于立场、观点。方法问题，学术问题中的学术观点和立场连在一起显然就不妥当。又如阶级斗争理论问题，这本来是应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笼统地把触及的一切历史问题都套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生动活泼的历史现象就变得简单化、教条化了。正是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全面、不准确，就酿成后来在史和论关系上的大争论和大批判，即正当的重视史料的，或主张史料即史学的统统当成资产阶级史学批判，而这种批判的武器，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又是被简单化理解的或歪曲了的，这就造成了对我国历史科学发展的一次大破坏。在这场破坏之中或之后出现的“以论带史”“论从史出”，以及“史论结合”都是五十年代这场争论的继续。十年动乱之后，这三种主张又被重新提出来讨论，虽然命题的内容已有改变，但仍然是对史料和理论问题的处理关系问题。这些问题我将在另文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