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认真、诚实地总结和反思，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普遍发现，在革命斗争年代，出于宣传和现实斗争的需要，他们的历史研究实践有许多是不科学的。加上解放前所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多，运用它来研究历史也还不自如。当时的历史研究常常被作为对敌斗争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从而影响到历史科学研究的科学性，结果给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声誉留下不好的影响。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此也都作了认真的反思。范文澜在谈到《中国通史简编》时说，在写到三国时期历史时，“借吴蜀联合拒魏来类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借孙权来类比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统一战线，把孙权描写成几乎是全部黑暗的人物。这是不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的”。“又如武则天利用特务镇压他的政敌……借武则天来斥责特务统治，着重写了特务的残暴，……事实上……对人民来说，武则天不算是属于坏的一类皇帝。”⑥吴晗在《朱元璋传·自序》中也作了这样的检讨：“由于当时对反动统治蒋介石集团的痛恨，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虽然一方面不得不肯定历史上朱元璋应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指桑骂槐，给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建帝王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⑦其他如郭沫若、翦伯赞等等革命的历史学家也都先后作过这样的说明。可以看出，出于对做学问的严肃态度，即使他们的历史著作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重要作用，但他们还是把学术和宣传分开，把革命形势需要和历史的科学性分开。因此，在新中国建立后，不论是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还是吕振羽、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他们编写或主编的各种“通史”、思想史、专著都特别注意科学性，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新中国历史科学的新成就。
    另一个问题，就是五十年代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些提法不够清楚或有欠妥当。当时，提倡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历史，宣传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历史唯心主义，对推动史学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但是，由于缺乏具体分析，在立场、观点、方法三者之中，常常把解决立场问题放在第一位。这就使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性，以及学以致用方面受到很大的限制，思想受到很大的束缚。有的同志提出要找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钥匙，这钥匙就是下列几篇文章，即《实践论》、《矛盾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整理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认为这几篇文章是学习理论的决窍和钥匙。显然，这个说法其用意还是解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问题，解决认识问题和立场。它和对马克思主义有关历史科学的理论，以及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历史科学，关系并不是很大的。又如下面的一种说法就更有代表性了，即认为研究奴隶社会的历史要站在奴隶阶级等劳动人民的一面，研究封建社会历史要站在农奴或农民阶级等劳动人民的一面，研究资本主义历史要站在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一面。所谓站在被剥削阶级一面，自然也是要解决立场问题。毫无疑问，这种提法如果是为了纠正剥削阶级史学家的阶级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作为研究的规范则不可取。研究任何社会形态的历史，都只有对历史事件本身进行科学地客观地分析，而这种分析又是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就能得出科学的结论，站在历史上任何阶级的一边来研究历史都未免有欠客观。一般来说，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从学术探讨角度看，不提立场为好，学术问题主要是观点和方法问题。接受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自然就包括立场改造的内容。立场的变更是质的变化过程，即从此阶级转移到被阶级上来。过分强调立场，研究历史就会误认为站在被剥削阶级一边，多写被剥削阶级的历史就解决了立场问题了。其实不然，过分强调写历史以写劳动人民为主，甚至主张用农民战争史替代中国通史，取消王朝体系，抹掉王朝年号，表面上看来，立场很坚定，实际上却走上了反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了。况且，立场问题是个政治概念，学术观点和立场并没有必然联系，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他的学术观点就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反之，资产阶级学者和地主阶级学者也有过许多真知灼见。所以，我以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研究历史，这样提法更妥贴些。
    过分强调解决立场问题，在学术上产生的另一后果，就是学习马列主义简单化和实用化。为了站稳立场，这就使广大史学工作者不得不把自己的著作实践，尽可能加进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但这个“加入”能融汇贯通的人并不太多，大多是用马克思主义词句来点缀自己的文章。因此，就出现了大批这样的史学论文，即引一段史料，找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注脚。一篇文章引上几十条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就算学好了马克思主义，就算解决了立场问题了。如果有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词句一条不引，就会招来谴责，甚至被说成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另外一种情况，以个别青年历史工作者为突出，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较快，但史料的积累比较少，于是他们当中一部分人想走捷径。写文章时既没有足够的材料，也没有自己的创见，通篇尽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正如吴晗在《神仙会和百家争鸣》的文章中指出的：“有少数人当众背书，他很认真，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有关的话照抄下来了，并且照着背，一字不错，完全正确。但是，他自己的意见呢？很抱歉，没有。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呢？也还是很抱歉，没有。”⑧写文章也是一样，空空洞洞，没有充实的内容，也没有自己的观点。
    还有一点值得反思的，就是套用苏联的历史著作，许多学校都搬用苏联历史教材，这种照搬的教条方法束缚了中国史学工作者的思想和创造性，以及建立自己的史学体系。而所谓学习马克思主义，则主要是学习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把它说成是一篇“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章。这样一来，对马克思主义其它重要的经典著作的学习就没有认真去研究。有关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就没有能准确而全面地理解。
    综上所述，五十年代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学界来说成绩是重大的，但也存在着如上几个值得反思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以后史料和理论问题的争论都发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