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肇始于法国、奔突于整个欧洲与北美的启蒙运动，把以往各种宗教观、自然观、历史观、社会学说和国家制度统统押上“理性法庭”，对他们进行全面而无情的审视和批判，为行将到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披荆斩棘。这些启蒙思想家们在牛顿力学已经确立了无可动摇地位的科学背景下所取得的最高理论成就，可以归结到两个方面：一是同战斗无神论相结合的具有鲜明辩证色彩的唯物主义哲学；二是建立在人性论基础上的“自然权利”与“社会契约”学说。这两者熔铸成一体，既奠定了所有资产阶级学术理论和社会制度大厦的基石，也为史学同哲学联袂登台敲起了开场锣鼓。在启蒙运动中萌发的哲学介入并融入史学的强烈倾向，标志着近现代史学理论的真正起点。
    这种转变首先应追溯到维柯（1668—1744年），他出生于意大利。在《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中，他强调人类的历史是由自己创造的，推动历史发展的当然是人们的共同意志；他提出“真理和事实互相转化”的学说，以为认知者本人能够创造认识并理解任何事物的条件；他认为历史学特别适合于被当作知识的对象，因为历史学格外需要人脑的创造，只有人类才能创造历史的“真正的上帝”；总之，他确信历史学家能在自己的头脑中再次构造出人们过去创造出来的已经成为既成事实的那个过程，所以能从哲学上证明历史学是正当的知识形式。即使将他在史学理论及其方法方面的许多具体贡献忽略不计，仅此一端就足以使历史学有可能摆脱怀疑论和不可知论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纷扰。但他的理论思想在当时并未引起重视，二、三百年之后才被发现。结果被法国启蒙思想家们所取代。
    如前所述，启蒙思想家们的理论建树主要不在史学理论领域，然而，给史学理论注入了一系列新观念：第一，综合性观念。伏尔泰（1694—1778年）主张理智地看待过去，全面衡量前人的功过得失，以便写出能够作为今人指南的富有哲学意味的历史。为此，他特别强调要扩大史学的视野和领域，认为举凡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诸如政治、科学、哲学、文艺、农业、商业、工艺、生产技术、人口增长、风俗习惯和饮食起居等等，都可列入历史研究的范围。在这种观念的指导和影响下，他本人于1751—1768年写作并分批出版了《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当时德意志最博学的历史学家施洛塞尔1792年完成了综合性的《世界通史》；斯毕特勒于1793年发表了着重叙述西欧各国文化演进历程的《欧洲各国史要》。第二，因果性观念。早在公元前5世纪，“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就已宣称， 他记述希波战争事迹的目的在于说明他们彼此征战的原因，但是，并没有多少门徒继承他的这种主张，神学的“因果报应”逐渐压倒和取代了史学对因果关系的探求，直到启蒙思想这里，它才再次受到注意。完整地建立起“三权分离”学说的政治理论家孟德斯鸠（1689—1755年）在《论法的精神》中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则是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它们能决定政治体制和法律体系的演变。这使他成为资产阶级史学“地理学派”的鼻祖。他在那篇精采的史学论文《罗马盛衰原因论》中还说，“有两种总的原因（精神方面或物质方面的）在每一君主政体中起作用，使它兴起，使它得以维持，或者使它覆灭”，同时，“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从属于这些总的原因”。英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1737—1794年）则以同样的观点和信念探究罗马帝国盛衰的原因，他竭毕生之精力写就一部体大思精、卷帙浩繁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在忠实记述公元2—16世纪这一千五百年间欧洲史事的基础上，认为“基督教和野蛮主义”逐步取胜是罗马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无论他们关于历史发展原因的论述多么武断和肤浅，无论他们是持理性主义或是非理性主义态度去解释历史，他们肯定历史是一个过程，执着地探求历史现象的因果关系，无疑是对怀疑主义的理性反叛，为近现代史学理论和史学研究确定了基本思路和规范。而且，即便是从当代的眼光来看，孟德斯鸠重视物质的经济因素，吉本强调宗教的文化因素，均有可取之处，对其后史学理论的发展有过深远的影响。第三，规律性观念。18世纪是“力学的世纪”，规律一词从加利略与牛顿身上汲取无穷魅力和无尚荣光。牛顿甚至如此夸耀：“我只发现规律，从不制造假设”。那种时代精神和社会风尚当然也深深熏陶着启蒙思想家们。维柯已经深信不疑，千变万化的历史现象归根到底都是社会发展必然性的表现，每个民族都要经历大体相同的阶段和道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得更明白：人并不是“受自己的幻想支配的”，他们的行为“遵守着从事物的本质推究出来的某些规律和原则”。从此，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争先恐后地试图发展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成为历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第四，进步性观念。维科认为，各个民族都一无例外地要经历“神权时代”、“英雄时代”、“人权时代”三个阶段，而且只有到了人权时代，才会有政治权利的平等，经济发展的繁荣和科学文化的昌盛。吉本在他那套巨著的第38章，不顾离开正题（即描述西罗马帝国覆亡的情景），和主题（即否定基督教传播和蛮族入侵），得出“令人愉快的结论”“世界的每个时代都曾经而且不断增添人类的真正财富、幸福、知识乃至美德。”孔德塞在狱中写成的书名便是《从历史看人类精神的进步》，呼唤着他们理想的空前“繁荣和幸福的理性发展的第十个时期”早日到来。启蒙思想家们面对近代文明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确信历史是走向某种目标的进步过程，是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积累过程，人类终于能够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显然，这种观点带有鲜明的神学目的论色彩，只是用“理想王国”取代了奥古斯都构筑的“上帝之城”而已。第五，功利性观念。孟德斯鸠写史学论文，旨在借古代罗马的史事来宣传改革之道。大文学家席勒之所以要写当代《尼德兰革命史》，正是为了通过叙述尼德兰人民反抗西班牙封建统治斗争和荷兰共和国成立的经过，文情并茂地热烈讴歌民主和自由。正在等待处决的孔多塞还毫不气绥地展望未来的乌托邦，无非是祈求进行中的法国大革命赢得胜利。他们的史学活动是他们反教会、反专制的政治和理论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史学也是他们思想武库中一种有效的武器。
    上述五个方面是相互关联而且内在统一的。此前，也许有人在某一方面迸发过一些思想火花，单就某一位启蒙思想家而言也许并未全面树立起这些观念；然而，作为一股具有整体性和代表性的社会思潮与历史观念，在启蒙运动进程中无疑是逐步形成并且确立起来了，它们的学术倾向能够体现那个历史阶段的科学背景和时代精神，实现了对人文主义史学的反叛和超越。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一脉相承，它们都鞭挞宗教愚狂和封建专制，都追求完美的人性和顺乎人道的社会制度；但是，在史学理论范畴，它们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式走向同一个目的地。文艺复兴重新发现了人，竭力把人类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启蒙运动则宣称理解了人，促使人类向自然回归，而且试图以自然规律规范人类社会。文艺复兴打倒了旧神，史学起到了冲锋陷阵的作用，在整理和刊布古希腊文化典籍，揭露基督教会伪造历史和重新研究撰写世俗社会的历史等项实践中，人文主义高歌猛进；启蒙运动则创造出新神，在神圣的理性法庭上，似乎是由哲学充当法官，史学反倒成了被告，只能低首贴耳地聆听宣判：过去的历史不过是黑暗的档案库，需要理性之光的辐射照耀；人生不过是一幕非理性力量如愚昧、野蛮、邪恶与贪欲联合演出的闹剧，必须建立起理性统治的王国，赐给人们智慧、美德、自由与幸福。由此可见，理性主义史学与人文主义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到底还是殊途同归的。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们是非历史的，甚至是反历史的，它们对历史发生兴趣只是为了论证人性和理性的权威，而不在史学理论建设本身；同时，它们又是非哲学的，充其量不过是以哲学的方式反思历史，让历史学家从中得到启迪。可是，近代史学理论经受了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考验，经历了从文艺复兴到早期启蒙运动的洗礼，已经趋向成熟了，其标志是既是历史的又是哲学的真正的“历史哲学”应运而生，也是历史唯物论产生的直接理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