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新渡户稻造“将武士道奉为大和魂，并将它作为日本民 族精神向全世界加以介绍”。1917年，芳贺矢一博士在伦敦日本协会的演讲中声称：“ 武士道是日本道德的最高形式。”[1]1984年，相良亨教授也指出：平安末期登场的武 士在日本历史上最先明确提出伦理思想，此后，又长期占据社会精英的位置，成为人们 效法的对象。除武士的伦理观外，日本的传统便无从说起。抛开武士，就葬送了我们传 统伦理意识的大半。[2]美国学者认为：12世纪末叶，武士已成为日本较高文化的主要 代表，日本文化正在越来越多地受到这个新兴武士阶级的兴趣和价值标准的影响。[3] “武士体现了或应该体现了日本的中心价值，事实上武士道的伦理在德川时代已成了国 家伦理，至少占有了国家伦理的大部分。”[4]武士代表日本文化遗产中最具持久性的 价值，在身着西服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本人精神里，封建的武士精神仍在起作用。[5 ]我国学者也说：武士道至今仍然对日本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有着不忽视的影响和作用 。[6]
    本文拟通过从平安时代主从道德到近代武士道的历史轨迹，揭示武士道因何而来，何 以需要以生命来体现，何以具有超契约、超法律的约束力和不可估量的物质化能量，何 以既是杀人与战争之道，又是忠诚与献身之道。
    一、平安武士道
    武士道是武士群体在战争实践生活中逐渐形成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武士产生于8、 9世纪，是日本社会武力争夺土地资源与政治权力的产物。大化改新后，国家在推行土 地国有制的同时，又授予官僚、贵族和神社、寺院一定程度私有性质的位田、职田、赐 田和神田、寺田。723年和743年，朝廷颁布“三世一生法”、“垦田永世私财法”，于 是，贵族、官僚、豪强和寺院等乘势抢夺土地，建立庄园。9世纪中叶，不少庄园已取 得不向国家缴纳租税的权力“不输”；10世纪，又取得排除国衙官吏干涉庄园内部事务 的权力“不入”；12世纪，“不输不入权”庄园随处可见。
    争夺土地资源之时，中央集权制解体、天皇大权旁落，私人管理国家的政治形态-- 外戚政治、摄关政治、院厅政治先后登场。8世纪，大化改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臣镰 足的后裔藤原氏，首先抢夺天皇权力，建立外戚政治。9世纪中叶，藤原氏又在外戚政 治的基础上建立起摄关政治，形式上辅佐天皇的摄政、关白大权在握，视天皇为傀儡。 1086年，退位天皇--上皇行使政治决定权的院厅政治取代摄关政治。
    庄园兴起后，庄园主与庄民、庄园主与庄园主、庄园主与国衙官吏的矛盾斗争愈演愈 烈，而国家又丧失了解决矛盾斗争的权威和力量。这样，冲突各方便以武力为杀手锏。 庄官、有实力的名主等地方豪强，纷纷组织起以自己一族为骨干的私人武装力量。国司 、郡司和遥任国主及其代理人，也以当地富家子弟为主建立自己的武士组织--郎从、 郎党和家子。就连佛教团体也组建起自己的武装力量--僧兵，比睿山天台宗延历寺僧 人和奈良兴福寺僧人都有相当强大的军队。
    9世纪中叶以后，武士已在战争中发展为社会各方公认的军事力量，10世纪，形成以在 乡领主为核心的地区性军事集团--武士团。在众多武士团首领中，出身皇族的源氏和 平氏号召力最大，势力最强。“11世纪前半期，称为‘武者’、‘武士’、‘兵’等军 事专门家阶层异常活跃，并形成以此为‘家业’的‘武勇之家’、‘兵之家’等家系。 ”“当时的武士都是精于弓马、骑射、刀术的专门家，‘弓马之士’确实体现了武士的 特征。”[7]
    在武士阶级内部，主从关系是居支配地位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主从关系是封建 社会中基础的社会关系，它制约、规定封建社会几乎全部的社会意识。”“忠、恩、奉 公、名、耻等直接或间接地都是基于主从关系之上产生的。”[8]主从关系既是主人和 从者的互惠关系、契约关系，又是基于权力的支配与服从关系，主君居绝对的优势地位 。“支配者主君的势力和被支配者从者的势力之差悬殊极大，主君的支配波及从者生活 的方方面面。”[8]一经托身主人，就意味着将自己和子孙后代的命运寄托在主君身上 。
    主从关系是以利益为基础的交换关系。“主从结合是利益的结合”[9]，“首先始于物 质报偿。”[10]“主君用其财产的一部分与从者的生命交换。”[8]发生战争时，主人 往往“以恩赏作诱饵钓取忠义”。“承平、天庆之乱时，平良兼欲讨灭敌人平将门，向 属下郎等表示，要‘积米谷以增勇，分衣服以拟赏’。《将门记》”[10]大量报告战功 、要求恩赏的文书--军功状的存在，雄辩地说明主从关系是御恩与奉公的交换关系， 说明武士崇尚献身与武勇精神的真谛在于利益，“对主君的献身不过是保全子孙和家的 手段。”[11]
    武士道的雏型--平安主从道德，就是在武士群体主从关系内部以武士团首领为核心 产生的。“武者之习正是以这些武者之家为中心酿成的”[12]。“在武家主从关系内部 发展起来的新道德，是作为武士道而产生的。”[9]平安武士道称为“武士之道”、“ 弓矢之习”、“坂东武者之习”等，尚无“武士道”之称谓。武士道一词大约始于战国 时代到江户时代初，“新渡户稻造明治32年用英文写作《武士道》前后，大肆宣扬日本 人的精神性时，武士道才成为频繁使用的词语。”[13]平安武士道驱使武士以效忠和服 从主君为首要义务，为主君杀伐征战、攻城掠地，是典型的杀人与战争之道。主要内容 有：
    1、忠诚至上。“武者之习中，主从意识居重要地位。……以从者对主人的忘我献身精 神为核心。”[12]“源平时代，已在强调从者对主君的绝对服从。”[14]主从双方面对 面的直接互动，主君之恩赏要求从者以生命交换，从者只有“一心一意地报效主家，抱 着所谓‘食其禄者死其事’的态度，甚至把自己的生命也献给了主家”[15]，才能保全 家庭和使其子孙昌盛。从而形成武士必须以生命来体现忠诚道德，形成事亲之孝、待妻 之义、对子之慈，统统从属于对主之忠。武士家庭也成了培养忠臣的摇篮，武士子弟的 社会化教育就是从培养忠诚道德开始的。孝子首先要成为忠臣，在家庭内部，对亲长尽 孝；进入武家社会，至高无上的首要任务就是对主人尽忠。
    2、以武为本。“武家社会最大的奉公，莫过于驰骋战场。”[16]武士作为杀手和暴力 的拥有者、执行者，以刀剑为主君奔走效劳而从中获利，“驱使于矢石之间，出身于生 死之门”。武士与现代雇佣兵一样，作为战争与死亡的捐客，以战争为职业，以武勇为 谋生技能和进身阶梯，个人的生死存亡和家庭的贫富贵贱，统统取决于武勇。以武谋生 的生存条件，要么杀人、要么被杀的职业生活，决定了武士以武为本、崇尚武勇的思维 定势和行为方式。“刀”被武家社会视为“武士之魂”，刀不见血不算武士。
    3、重名轻死。“以尊重武者之名为首，知廉耻，光干不说，死中求活等特性，被当时 的中央贵族给予极高的评价，这些构成后来武士道德的源流。”[12]武士将名誉看得比 生命更重要，在面临名誉与生命二者择一时，武士会毅然决然地选择名誉、放弃生命。 当然，武士之所以“惜名不惜死”，归根结蒂在于名誉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利益，武士只 有通过求名、惜名才能达到求利的目的。主人需要从者在奉公活动中的忠诚献身精神， 从者需要以自己忠诚献身的名誉博取主人的恩赏。
    平安主从道德旨在维护和扩大主从间的现实利益，“主仆契约的缔结，只是为了维护 和扩大彼此的社会利益，并不包含超出这一目的的广泛的社会意识。”[17]奉行利己主 义原则，以自己的利益为转移。即使是“当主从契约与向天皇的仕奉发生矛盾时，武士 为了前者也会毫不犹豫地舍弃后者”。“在以保全和扩大所领为最高价值的意识上结成 的主从道德，缺乏公共性，不包含公共精神，乃是不争的事实。主从道德的这种性质， 使得依存于主从道德而进行的战斗行为，缺乏公共的战争目标，不过是私斗而已。”[1 1]以自己的利益得失为是非标准。
    以生命侍奉主君从而保全家庭和子孙后代的生活方式，养成了武士强烈的使命感、责 任感和献身精神；以攻战杀伐为最大的奉公、通过战争满足和扩大自身利益的谋生手段 ，又养成了武士冷漠、自私和嗜杀成性、穷兵黜武等非人性的性格特征。日本学者也说 ：武士的习性是杀人、劫财和强盗行径。[18]武士缺乏尊重人的生命的心情，满不在乎 地残害生灵，具有强烈的非人性的一面。[17]随着武士阶级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 活中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强化，平安主从道德也逐渐成为社会伦理的支柱，“献身之道” 和“战争之道”日渐成为日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并对日本民族性格产生 正反两方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