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德川武士道
    德川时代，武士的生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德川时代是将军权威最高、对武 士统治力最强、社会最为安定的时代，将军具有三、四十个大名联合起来的军事和经济 实力。幕藩体制集武家统治之大成，幕府作为中央政府的权力已稳如泰山，曾与德川氏 平起平坐的诸大名，已完全处于作为幕府家臣、对幕府俯首听命的状态。冻结了封建割 据和封建混战，既无大名反叛将军的动乱、也无大名之间的私斗，直到幕末，依然维持 着武装的和平，将军依然能对大名进行转封、移封和夺封。
    其次，石高分封制“已从封地给与制转向了俸禄给与制”[27]。以土地所产生的利润 --禄米为再分原则，武士的生活来源由土地转化为禄米，“武士除俸禄外，没有其它 一文一粒收入”[28]。经济命脉完全掌握在主君手中，铲除了家臣武士扎根农村与主君 对抗的经济基础，主君的统治地位占绝对的压倒优势。武士由扎根农村的土地所有者和 农业经营者，演变为脱离土地、离开生产领域，聚集在城下町的禄米领取者和都市消费 者。经济收入依靠主君，都市生活受制于商人。“近世武士丧失了在地性，成为禄米领 有者而失去了自立性。主君之力对家臣具有压倒优势，对主君的绝对服从普遍化…… ”[25]就连大名也成了无本之木，只有向将军履行各种义务，才能取得对领国的地租征 收权；大名的家臣只有以生命效忠主君，才能得到藩库中的禄米。对上级主君绝对而无 条件的忠诚，成为家臣武士获取生活来源、保证子孙后代身分与地位的惟一手段。武士 道成为忠实反映主君意志的实践道德，中世纪的武士道达到极致。
    再次，一方面，德川身分等级制，“不让天下权力尽归武士”，打破了前工业社会统 治者对社会资源的垄断。武士（统治者）占有政治和军事领域，农工商（被统治者）把持经 济领域，武士只能专心致志修文练武。另一方面，身为武士，最基本的社会功能在于军 事活动，武勇是他们侍奉主君和获取权益、体现自我价值的基本手段。在德川时代前， 武士具有充分发挥武人本来面目--从事战斗的机会，“战国时期武士的全部生活是在 战斗中博取胜利”，“近世武士则只能通过复仇、斗殴等单独发挥武士作为战斗者的能 量，这是近世武士与中世武士最根本的不同点。[25]德川武士失去了通过战争获取权力 、地位、财富的机会，失去了通过军事活动体现自我价值的条件。
    镰仓、室町和战国时代，武士的公务以军役为中心，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德川时代200 多年间，实质性的战斗已经消失，武士作为战斗者的角色形式化、形骸化，主要公务转 化为行政事务。于是，“在战斗绝迹、太平无事的德川时代的武士社会，……重视支配 者为政者德性的思想，与宣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教相结合，武士以父子、 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伦的人伦之道的自觉为根本，进而将在天下实现这种人伦之 道作为近世武士的思想。”[50]传统的“以‘死的坚决’、‘死的觉悟’为根本的武士 道”，向以“道的自觉”为核心的武士道过渡。推进并完成这一过渡的，是著名儒学家 兼武士道理论家中江藤树、熊泽蕃山和山鹿素行等人，尤以山鹿素行贡献最大。
    山鹿素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论述武士道的著作多达600余卷，其全集被喻为是日本“国 民道德的权威、武士道精神的真谛”。《山鹿语类》中的“士道篇”，首先强调武士应 “知己之职分”--在天下实现人伦之道。“凡所谓士之职，在于省其身，得主人而尽 奉公之忠。交友笃信，慎独重义。然而，己身有父子、兄弟、夫妇等不得已而交接，此 亦天下万民悉不可无之人伦。而农工商因其职无暇，不得经常相从以尽其道。士则弃置 农工商而专于斯道。三民之间苟有乱伦之辈，速加惩罚，以正人伦于天下。是故必须具 备文武之德知也。”[2]以“忠”为第一要义，身体力行人伦之道，并成为农工商三民 的楷模，使自己的道德标准成为超越身份等级界限的、全社会的最高道德和行为准则。 “素行的士道论强调职分的自觉和道义的人格”，并为武士完成自己的职分规定了一系 列行为准则，如加强内心道德修养的“明心术”和“自省”；严守生活礼仪、举手投足 都令人感到威严的“详威仪”和“慎日用”；大丈夫（英雄）气质的“卓尔独立”之心。 [2]“士道篇”还根据儒家为君主“死守善道”、“杀身成仁”和“舍生取义”精神， 鼓吹所谓全死节思想，“夫死生者，人之大事也。至道义之当守，生不足恋，死不足顾 ”。日本至今还广为传诵的赤穗47浪人事件--“忠臣藏”，就是这种全死节思想的具 体实践。山鹿素行的弟子大道寺友山的《武道初心集》，则是这种全死节思想的进一步 阐述，“武士临战场，决不当顾家室。出阵应有战死之决心，以生命付之一掷，方得名 誉。与敌骑决胜负，将被敌取首级时，敌必正色问我姓名，即应朗报己名，莞尔授颈， 不可有懊丧畏缩之态。负致命伤时，若尚有气力，必向番头、组头或同伙报告，不露痛 苦，处以冷静无事之色，方不失为武士第一要义。”[29]山鹿素行以中国儒家思想为指 导原理的“士道”论，使武士道由实践的和制度的武士道，发展为信仰的武士道。
    德川武士道的基本内容，是平安、镰仓和室町武士道的继承和发展，主要德目是忠诚 、武勇、名誉、服从、义、俭朴、礼仪、勤学等，这些德目无一不是旨在强化武家政治 和主从关系，无一不是武士经济生活与职责义务的需要。“忠诚”是驱使武士以生命侍 奉主君的献身精神，“所谓‘忠臣义士’，即‘为君忘家，为国忘身’。”“武勇”是 侍奉主君的基本技能和维持武家政治的绝对条件，“山鹿素行1668年所著《谪居童问》 一书，要求‘尚武’，以武作为‘治国平天下之要法’，……‘武家之政道以武为先， 乃当然之法则’。”[30]“义”以武家社会所谓正义的道理，命令武士为主君献身。“ 礼仪”要求武士牢记身分，不忘职责义务。“名誉”意味着武士的人格尊严、人生价值 ，是必须克尽的本分，有着比生命更为重要的地位。“勤学”要求武勇与知识相结合， 培养为主君“建功勋、立伟业”的技能和品格。
    在这些德目中，“忠诚”是核心和灵魂，居支统地位、起统帅作用。“在多么宝贵的 生命都可为之牺牲的最贵重不过的事情中，就数忠义。它是把各种封建道德联结成一个 匀称的拱门的拱心石。”[31]武家统治以忠诚为纽带和基础，运用利益机制开发家臣武 士忠诚道德的精神资源，将武家社会建设成“忠的社会”和“忠的市场”。武家统治者 认为：“辨别从者忠与不忠，对主君来说，是比什么都重要的急务，《东照宫御遗训附 录》说不能辨别忠与不忠是愚将，善辨忠与不忠是明君。”[8]武家社会没有不忠之人 的立锥之地，对主君不忠，就是“盗父母之惠，贪主君之禄，一生之间唯终于盗贼之命 ”。[32]其结果便是被逐出武家社会和丧失经济来源，精神上永无翻身之日。
    德川武士道的基本内容中，还增加了日益浓烈、盲目狭隘的复仇主义。这是武士把忠 诚献身道德放在首要地位、看作最高道德标准、重视忠诚献身名誉的外在表现形式，也 是武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重要表现形式。影响最深远的复仇事件，就是“赤穗47浪 人”事件，其全死节的武士道思想，后来成了武士道精神的典范，成了“近代天皇制武 士道”和“现代军国主义法西斯武士道”，对内进行野蛮统治和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精 神工具。
    山鹿素行等儒学家和武士道理论家完成的儒学化武士道，继承、改造和发展平安、镰 仓和室町武士道，使之理论化、系统化和权威化，成为武士阶级的生活伦理与思想信仰 ，更为广泛地向其他社会阶级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