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镰仓和室町武士道
    幕府政治建立后，武家统治者以武士道控制家臣武士、维护和强化武家统治，武士道 从“实践的道德规范”发展为“制度的道德规范”。
    武力社会的胜负取决于武士的向背，为了有效地控制家人，镰仓幕府的缔造者源赖朝 一方面从制度上强化主从结合，“在主从精神上加进了规范性，即增加了制度的、理性 的内容”[19]。另一方面，“在镰仓构筑武家政治据点的活动中，充分理解东国武士的 政治、经济需求，以获取他们的信赖，将其武力纠合在自己门下。”[20]建立御家人制 度之初，赖朝就明确宣布：凡拥护“以仁王令旨”、听从指挥者，原任职务依然如故， 一切经济权益均受保护，有功者还授予“新恩地”。御家人则须服从赖朝，忠实履行军 事勤务和完纳财政负担，“怠慢御家人役者，将丧失御家人的地位及所领”。
    “镰仓时代武家政治的基础，是将军与御家人之间通过御恩与奉公结成的封建主从关 系。”[21]为了巩固与加强主从关系，镰仓幕府通过国家的形式赋予平安主从道德合法 化、权威化和制度化，使之升格为统治阶级的道德和国家道德的层次。赖朝和北条氏以 武士道陶冶武士的道德情操，使之永保武士本性。“赖朝以武士道的宗旨--勤俭尚武 、砥厉忠节、以质朴为主等等训诫武士。”“北条氏严守源氏遗训，强调勤俭尚武，并 制定贞永式目。贞永式目作为当时的人定条文，非常出色。主要是忠、孝、仁、义，勤 俭尚武。引入神佛信仰的精神，国家观念、社会道念越发强烈。”[22]武士道对武士的 约束力日益增强。
    镰仓、室町和战国时代，平安主从道德也随着武士政治地位的上升和武家政治的制度 强化，随着儒学、禅宗佛教和神道教的权威认证、宗教支持和感情依托，成为铭刻在武 士心灵深处的法典。“镰仓时代初期，以武家政权的建立为契机，武士的自信提高，武 者之习虽然是实践的，但已在精神方面纯化而向武家道德升华。”[12]驱驰于矢石之间 、出入于生死之门的社会生活与心理状态，要求精神世界具有与之相一致的麻醉剂，以 期获得精神慰藉。禅宗所谓“生一时也、死亦一时也，亦如春而夏也，夏而秋也，秋而 冬也”这种死生如一的主张，对镰仓武士大有补益。于是，“禅宗几乎被看作是有助于 向自己的主君表达忠诚之行动的自我牺牲行为的一种修行体系”[4]，成了武士的宗教 。“镰仓后期，主从道德接受了‘从者为主尽忠’这种儒教的忠的观念”。“武士阶层 作为文化参与者、创造者，受尊重君臣关系的宋学的大义名分论影响，北条一门的每个 人都认为助君惠民的态度最为理想。”[12]神道教则从民族感情的角度直接将“忠诚” 作为武士的道德规范。
    镰仓武士道继承和发展了平安主从道德，“与高扬武艺精神并列的是尊重主从道德和 名誉、知耻、只干不说（强调实干）等镰仓时代的主要德目，是从前代的武者之习继承下 来的，但已看到了道德上的纯化。”[12]镰仓、室町和战国武士道，与平安主从道德一 样，首先是以杀人为目的的战争之道。主要内容是：
    1、强调对主君的绝对忠诚和彻底的献身精神。“镰仓中期以后，武家社会进一步强调 ‘从者为主尽忠’的忠节观念，并使之渗透到底层。”[12]武士道以“忠”为核心和灵 魂，强调从者对主君的忠诚献身。“武家社会主从之间，下级武士对自己直接侍奉的上 级是忠的意识、奉公的意识。奉公是从者回报御恩而对主君的奉仕、服从行为。从者达 到或超过对主君的奉仕、服从标准便是忠，达不到便是不忠。”[8]武士必须以忠诚报 答和换取主君的恩赏，“主君给从者恩赏，要求从者报恩--奉公”，“主君之要务， 就是根据从者忠与不忠、忠与不忠的程度给予恩赏”[8]。室町时代，开始强调对主君 和亲长绝对而无条件的“忠”“孝”。曾辅佐将军足利义满的著名武将斯波义将，1388 年专门写作《竹马抄》一书，教诫子弟：人生在世，切不可忘记主恩，为主君舍弃生命 乃武士之本分。[23]
    2、崇尚武勇。武士--战争与死亡的捐客，生活在杀人与被人杀的暴力社会，自产生 以来就与暴力和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凭借刀剑开辟生存空间，依靠提供（出卖）武力而 获利，以战争为财富之源和进身阶梯，在战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战国时代（1467-15 73年）前的日本武道以杀人为目的。”[24]“17世纪中叶以前，武士扮演以战斗者为中 心的角色，武士的公务以军役为中心，在战场上建功立业。”[25]。“在武士的战争实 践生活中产生的武士道”[8]，自然要反映武士以战争为职业，通过战争获取财富和权 力的生活条件，自然要驱使武士崇尚武勇，视武艺高超为美德，强调骑术、剑术、射术 和领兵作战等杀人技能。
    3、“武士的名誉已升华为德目。”[12]“封建社会的许多武士道教科书都强调惜名知 耻。”[8]名誉直接关系到武士自身及其子孙后代的权益，有了名誉，就等于接近或有 了权力、地位和财富。为此，武士一生都在求名、惜名，重名轻死，重视一门和一家的 名誉，重视礼仪修养、俭约寡欲、以清廉自许。在武家社会，“名誉”与“恩赏”是一 对双生子，武家社会刺激武士追求和珍惜忠诚、武勇和甘为主君献身的名誉，武士则需 要以忠诚、服从、报恩、知耻等名誉，来达到保全家庭和子孙昌盛的人生目的。
    4、开始出现美化死的倾向，视自杀（切腹）为“光荣的解脱法”，以自杀来表示对主君 的忠诚或对自己荣誉的珍惜。切腹始于平安后期，在整个武家政治时代，几乎成为武士 自杀的惟一方式。其间，切腹自杀者不计其数。如被视为武士精神之典范的楠木正成（1 294-1336年）、侍奉丰臣秀吉多年的日本茶道千家流始祖千利休（1522-1591年）等。对切 腹的崇尚，以至在切腹的体位上出现了立姿切腹、坐姿切腹，在切腹的方法上出现了一 字腹、二字腹、三字腹和十字腹。还有殉死切腹（也称追腹），如源赖朝之父源义朝被诛 ，家臣内纪太平切腹殉主；1392年，室町幕府的管领诸家细川赖之病故，家臣三岛外纪 切腹。殉死切腹少则数人，多则数十上百人。武士的一生是为自己争名誉、为子孙争权 益的一生，切腹的基本动机归根到底还是利益的驱使，以自己的美好名誉，换取子孙后 代在武家社会的权益。
    5、正直和礼仪。所谓“正直”，在室町时代进一步被视为武士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应 仁、文明之乱时期，一条兼良劝说将军重德行的《文明一统记》，特别提及要尊正直， 他说：“神佛均说正直，所谓正直即直心……待他人以直心，即正直之政。”[26]战国 后期的大名北条早云在其家训17条中也说：“拜神佛，乃身之行……具有正直心即符合 神佛之意。纵使不祈祷，若有此心，亦可得神明加护。”[23]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正直 ，主要是对家臣武士的要求，强调家臣武士须以正直之心侍奉主君。
    从镰仓幕府开始，武士已处于军方和官方地位，行使政治权威，代表社会的价值核心 和道德取向。于是，日本文化也日益受到武士阶级的价值标准的影响，越来越多地反映 他们的道德思想和生活风尚，《保元物语》、《平治物语》和《平家物语》、《源平盛 衰记》等作品，反映武士重名轻死、竭尽忠诚、英勇献身等主从道德的要旨，美化武士 粗野的行为准则。13世纪中叶，武士文化开始形成，在武士的影响下，人们日益抛弃贵 族的价值观念，开始以武士为表率，重武轻文，向武士看齐；开始相信实力，相信有实 力者方有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