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随着社会制度的转型、国家规模的维新改革和前所未有的 造神运动，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近代新武士道也表现出许多时代性与变异性。
    首先、效忠对象由多元化转为一元化，由分别效忠各自的主君转为效忠天皇个人。在 德川时代幕府集权与大名分权的幕藩体制下，约40万武士或为将军的家人，或分别是26 0余个大名的藩士。经济收入、政治权力直接掌握在各自主君手中，各有其主，多元效 忠。在“食禄报恩主义”的驱使下，“当主从契约与向天皇的侍奉发生矛盾时，武士常 常会毫不犹豫地保全前者而舍弃后者。”明治政府通过废藩置县，建立起以天皇为顶点 的中央集权体制；通过地税改革，铲除武士多元效忠的经济结构；通过“四民平等”， 取消武士的封建特权；通过全民皆兵的征兵制和全民皆学的《学制》，打破武士对军事 和文化教育的垄断，武士与庶民一样同为“皇国”子民。《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日 本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天皇君临万民之上，成为国家的象征和全体国民惟一 的效忠对象。在“一君万民”的体制下，天皇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天皇，忠于天皇即忠 于国家，“忠君爱国”成了近代武士道的核心内容。
    其次、“士魂商才”，道德教化与经济活动相结合，打破德川武士道重义轻利、蔑视 经济活动的传统观念，引入资本主义新因素。“士魂”--武士精神，表现为近代武士 道的核心“忠君爱国”观念；“商才”，即经营管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才能。幕末改革 派志士、明治初期的实业家五代友厚（1835-1885年），人称“士魂商才”的典范，原为 萨摩藩士，后在明治新政府中负责以大坂为中心的外交和贸易事务。1869年辞官致力于 发展实业，先后创办兴建了21座矿山和商社，对明治初期的经济发展及日本工业化进程 都起了很大推动作用。被誉为日本近代“企业之王”、日本资本主义最高指导者的涩泽 荣一（1841-1931年），为“士魂商才”思想的确立作出了巨大贡献。涩泽出生于豪农家 庭，1864年取得武士身份并成为幕臣，深得将军赏识，1867年随从德川庆昭赴巴黎出席 万国博览会，次年回国后创立第一个株式会社。1869年，任职于大藏省，1872年任大藏 大丞，着手整顿财政。1873年辞职，致力于兴办实业，1916年隐退前一直在实业界起领 导作用，创办各种行业的公司企业500多家。他在《青渊夜话》、《雨夜谭》和《论语 讲义》中，系统阐述“义利两全”说。“义”即“忠君爱国”，以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 为资本主义经营的最高原则。“利”就是在“义”的指导下，通过企业经营，追求利润 ，增殖资本，增强整个国家的实力。涩泽荣一的“义利两全”说，极具号召力、感染力 ，明治时期的不少“士魂商才”型企业家，都是在其“士魂商才”论的影响下成长起来 的；直至今日，日本企业界仍有不少人对涩泽荣一的“论语加算盘论”推崇备致。
    第三、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和战争工具。“在战事绝迹的德川时代”，武士道主要用 于武士的自我道德修养。然而，明治政府选择了侵略、掠夺其它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传统武士道的战争之道被纳入近代军国主义轨道。《读法》、《军人训诫》宣称：军 队为“发扬皇威，保证国家而设置”，军人必须效忠天皇。《军人敕谕》鼓吹军人在天 皇的统率下，使“日本之威烈大放光华于世界”。近代武士道循着‘与万国对峙’的路 线，充满强烈的侵略扩张性质，成为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和战争工具，武士道与身俱来 的军国主义战争之道恶性膨胀。近代日本也因武士道的杀人与战争之道，而比其它近代 国家更早地踏上军国主义道路，比其它军国主义更加凶残、更加贪婪，更加灭绝人性。
    第四、由武士的道德升格为全民的道德，发布规格由将军、大名升格为天皇，知名度 由日本扩散到全世界。“原来在中世纪本为封建武士阶级专有的道德规范--武士道， 到了近代日本，经过包括全民义务兵役制等在内的近代天皇制统治体制和《军人敕谕》 、《教育敕语》的强制颁行，已迅速地渗透到全社会各个阶层之中。这样一来，中世纪 的武士道经过继承、改造而演化为‘近代武士道’。”[66]武士的精神成为明治精神的 重要特征，武士道的道德渗透于所有道德观念，[40]成为全民的道德。随着近代日本一 次次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活动，随着新渡户稻造、井上哲次郎等日本著名思想家，将甲午 战争的胜利归功于武士道，并将武士道作为日本民族精神向全世界加以介绍；随着每一 次侵略扩张战争之后，日本政府对武士道的推崇和高扬，近代武士道也一步步扬名于整 个人类世界。
    近代武士道继承、改造和发展中世纪的武士道，使之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将封建时 代占全国总人口6.6%的武士的道德规范，发展为资本主义时代全体国民的道德规范，武 士道也因而释放出封建时代不可企及的巨大物质化能量。
    综上所述，武士道产生于武士的战争实践生活，靠生命来体现，最大限度地挖掘人的 精神资源，驱使臣民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将统治者的旨意转化为自己的神圣职责。 在日本人的历史创造中，武士道长期作为社会伦理的支柱，一千多年的浸润，武士道的 “献身之道”和“战争之道”，已内化在日本人的国民性之中，形成日本人独特的思维 定势和行为方式。明治维新以来，国民将军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将建设现代化的发展战 略，统统看作自己的神圣使命，甘愿为之献身。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军国主义者 以武士道为精神支柱和战争工具，不遗余力对外侵略、掠夺，侵略战争中获得的巨大赔 款和殖民地收益，极大地加快了日本现代化的发展步伐，乃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令人瞩 目的日本现代化成就，既有武士道“献身之道”的贡献，也有武士道“战争之道”的军 功。
    收稿日期：2002-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