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部：撰有《荀子集解》20卷、《庄子集解》8卷、《管子集解》22卷。 唐杨倞注《荀子》，号为精湛，然不免误释，清代卢文弨、郝懿行、王念孙、顾千里、刘台拱、汪中、陈奂及俞樾等所校所议，时有短长。王先谦《荀子集解》取善本细勘异同，复合诸家校勘训释择其善者，又折衷己意，加为案语，于《荀子》精义多所发明，凡读《荀子》者，莫不以此为工。一是训诂。如《劝学篇》“瓠巴鼓瑟而流鱼出听”，杨倞注“流鱼”为“中流之鱼”，卢文弨曰：“流鱼，《大戴礼》作沉鱼……或说流鱼即游鱼，古流、游通用。”王先谦指出：“流鱼，《大戴礼》作沉鱼是也。鱼沉伏，因鼓瑟而出，故云沉鱼出听。”他引《书经》“沉湎”一词《非十二子篇》作“流湎”，《君子篇》“士大夫无流淫之行”《群书治要》引作“沉淫”，证明沉、流通借。二是考证。如《非相篇》“今夫狌狌形笑，亦二足而毛也”，杨倞注“形笑也，能言笑也”，王先谦指出：“狌狌即猩猩”，引罗愿《尔雅翼》“其状皆如人，与狒狒不甚相远。荀卿曰：‘今夫猩猩形相，二足无毛也。’”据此认为宋人所见《荀子》本“形笑”作“形相”，“而毛”作“无毛”。又引李时珍《本草纲目》，证猩猩身非无毛，只其面如人无毛，考证能笑者乃狒狒。今查郭璞注《尔雅》及刘逵注《吴都赋》，均引《山海经·海内南经》“见人则笑”释狒狒；《山海经·海内经》云：“有兽，人面，名曰猩猩”，郭璞注“能言”，但无“笑”之记述。杨倞误，王说是。三是析义。如《性恶篇》“礼义积伪者，是人之性，，故圣人能生之也”，杨倞解释为：“言礼义虽是积伪所为，亦皆人之天性，自有圣人能生之”。王先谦指出：“礼义积伪者，积作为而起礼义也。”杨解“伪”是虚假，王解“伪”为作为，意思截然相反。今案：《荀子·性恶篇》诸多“伪”字均是动词“为”，照王氏说解，此处释为“遵循礼义、贯积作为，这是人的本性，所以圣人能产生性善之说”，就入情入理了。四是校勘。如据《荀子》宋监本及《群书治要》定《劝学篇》“青取之于蓝”不作“青出于蓝”；据王念孙说校改《儒效篇》“亿万之众而博若一人”之“博”为“抟”；用本校法证《荣辱篇》“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之“常”为衍文；用理校法定《议兵篇》“故民归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为者化而顺”之“化而”为衍文，均不失为一家之言。
    集部：王先谦著有《虚受堂文集》16卷、《虚受堂诗存》18卷、《虚受堂书札》2卷，另有《自定年谱》3卷，合称《葵园四种》（最近岳麓书社出版了笔者之点校本）。另选编刊刻了《续古文辞类纂》34卷、《骈文类纂》36卷、《律赋类纂》14卷、《十家四六文钞》4册、《六家词钞》6卷。王氏文宗秦汉及唐之韩愈，可说是清代桐城派演变到湘乡派的最后几大家之一，其所撰序跋，多为精简谨严之作；诗学杜甫、苏轼，雄健而清雅，自成格调，亦不乏爱国与同情人民之篇章。
    王先谦不仅致力于古籍整理，而且著述宏富，其学术思想相当广阔丰厚，值得探讨。现就个人体会，略述于下：
    （一）汉宋同途。《尚书》自孔安国《传》出，至晋经梅赜奏上，唐孔颖达为作《正义》，自宋朱熹以来，于其伪托之处，有所辩论。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博采《史》、《汉》、《论衡》及《白虎通》乃至《熹平石经》等材料，兼辑两汉经师微言大义，旁征历代诸儒之考订训释，遇有未通之处，时下己意，对梅赜增益之二十五篇，详确注明其抄袭来源。引申《孔传》旧谊，补充《正义》之不足，梨然悉当，洵为“体大思精之作”（南书房阅后奏语）。
    王先谦长于考据疏证之汉学，然《虚受堂文集》之序跋，多为阐述义理之作，如《韩非子集解序》“仁惠者临民之要道”说，《荀子集解序》“论学论治，以礼为宗”说，《庄子集释序》“无迹奚以测履，无糟粕奚以观于古美”说，《重刊儒门法语序》“心治、性尽”说，《大学章句质疑后序》“致知、知止”说，等等，往往富于哲理。其为《庄子·齐物论》作“案”曰：“我能与天地无极，则天地与我并生；我不必与万物相竞，则万物与我为一也。漆园道术精妙，唤醒众迷，欲其直接最初，名葆真性。俗子徒就文章求之，祗益其妄耳。”针对时弊立论，可说是借题发挥。
    （二）古今共辙。古文经学在清代乾嘉之际，曾出现全盛时期，此后今文经学异军突起，至魏源、龚自珍、康有为时，形成高峰。王先谦深受乾嘉学派的影响，治经崇尚朴学，于今文经学不惬意。他在戊戌维新变法运动中，成为攻击新学的保守势力代表。然而，在此之前，他曾力言“变通自强”，倾向于洋务派的政治路线。其所编之《诗三家义集疏》，辑西汉齐、鲁、韩三家诗说，分别列于全经之中，对三家诂训，主要根据陈乔枞、魏源之说，兼采清儒有关毛、郑之笺疏，间下己意，以疏通文义，使久已失传的今文《诗》学比较可考。王氏对服膺今文经学的皮锡瑞的政治观点，曾予以讥刺，但他对皮氏所著之《经学通论》、《今文尚书疏证》等却倍加赞扬，《诗三家义集疏》还采录皮氏之子嘉佑的今文学说数十条，这些情况，说明王先谦对今、古文经学是无偏无倚的。阮元搜集乾嘉时经学著作一百八十余种成《皇清经解》，王先谦续辑清代二百零九种解经著作，编成《续皇清经解》，其中不仅对古文经学著作大量收录，而且对今文经学家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宋翔凤、凌曙、龚自珍、陈乔枞、陈立、魏源等解经之三十三种著作亦加以收录，这是有功于学术的。
    （三）诸子并蓄。王先谦奉儒学为正宗，认为“孔子之道”可“与尧舜并尊”（《虚受堂文集·重刊儒门法语序》）；“求其行万世而无弊者，唯我孔子之教”（《虚受堂文集·重刊景教碑文纪事考正后序》）。他推崇孔、孟为圣人，生平以忠孝仁义为处世之根本，但他对主张礼治与法治相结合的荀子，也赞誉说：“探圣门一贯之精，洞古今成败之故，议论不越几席，而思虑浃于无垠，身未尝一日加民，而行事可信其放推而皆准。”（《荀子集解序》）对“心追容成大庭结绳无文字之世，而恒假至论以修心”的道家代表人物庄子，亦心仪久之，即对庄子的刺暴主、愤浊世的言论，加以剖析，又采录郭象、司马彪之注，为之补校补注并纠讹，还博引清人之说，充实内容。使《庄子集解》成为较完美的书。韩非子是集法家之大成的人物，王先谦从弟先慎仿效《荀子集解》的编辑方法，搜集卢文弨、顾广圻、王念孙、俞樾、孙诒让和王先谦之说，于其未备之处间下己意，便于初学，王先谦即安排思贤书局付梓，并在序言中说：“其云明法严刑，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此则重典之用而张驰之宜。”对《韩非子》作了高度评价。《管子》一书，虽系后人托名为管仲撰，然实为我国古代一部重要著作，包含道、名、法家思想，涉及天文、历数、舆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内容。王先谦在辛勤整理古籍时，对《管子》作了集解。杨树达于1937年回湘，王先谦之子将《管子集解》手稿交杨氏阅看，杨氏在所作的“序”中说：“余读之，则前人成说采掇咸备，而同时商榷之说亦多见焉。信乎其为治《管子》学者必不可少之书，可与《荀》、《庄》集解而传于世者也。”（见《积微居小学述林》）可惜此稿已佚，学术界引为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