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西兼容。王先谦长于中学，毋须赘言，然其对西学的某些方面，亦不忽视。他在戊戍后曾采录我国《唐书》、《宋史》、《元史》和《明史》中之《日本传》以及《山海经》、《论衡》、《日本国志》等有关记载，参证日本人的《日本史》、《日本维新史》，稽考《四裔编年表》和《和汉年契》，于光绪二十八年编成并刊印了《日本源流考》。此书起自神武天皇甲寅年（即周惠王十年），讫于明治二十六年（即光绪十九年），为日本二千五百多年之编年体史，末附《识馀》，考日本国号、国姓、地理、礼俗、兵、物产及汉日常用词对译七门，着重介绍明治维新前日本国内的政治、社会风习和遭受外侮的情况，宣扬了明治维新时“捐弃故技、师法泰西”的成就，着重总结了日本采西法之精、力课农桑、广兴工艺的经验，认为日本的这些改革，“非我国每事拘牵旧章、沮隔群议者比”。宣统二年，王先谦依据《禹贡》、《汉志》、《明史》、《一统志》、《会典》中有关中国地理资料，又博览清代学者所写有关外国历史地理的著作及英、法、美、日、俄等国学者所编或所绘世界各国历史地理图籍，编撰并刊印《五洲地理志略》（附图），卷一至卷十三为亚洲地理（其中前四卷分省介绍“大清国”，卷十四至十七为澳洲、非洲，卷十九至二十三为美洲，卷二十四至三十六为欧洲，这是我国晚清时一部全面介绍世界各国地理概貌的著作。王先谦通过这一著作，向当时处于闭塞状态的中国人民传播西方文化，是难能可贵的。
    （五）将考据之学与经世致用之学熔为一体。徐世昌《清儒学案·葵园学案》云：“〔王先谦〕循乾嘉遗轨，趋重考证”。这点出了王氏本色。其所编的《后汉书集解》，以范晔纪、传列于前，以司马彪八志附于后，一革自来糅杂之弊。于《州郡志》，又取纪、传正文详为校勘疏证，尤为精密；其对惠栋《补注》，增补甚多。王氏从光绪九年直至逝世前的三十五年中，致力于《唐书》考释，成《新旧唐书合注》225卷，自序云：“反复积年，颇有考订，旁罗旧注，广诹同志，条分新旧，合为一书，有无前后，一览可悉。”手稿由门人缪荃孙收藏，听说现存华东师大，已由该校学者整理，并列入国务院批准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即将与读者见面。
    王先谦在清朝统治摇摇欲坠之际，忧国忧民，因而其治学不以考据为限，亦重经世致用之学。他鉴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不断侵凌，逆承蒋良骐《东华录》和魏源之《圣武记》，编印《十一朝东华录》，详细记载了清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史事，企图以之振民心，挽国威。他还集资倡办企业。这些是他将经世致用之学付诸实践的表现。他在鼓励岳麓书院学生学习有用的新知识时指出：“今则强邻之处，列国纷乘，朘我脂膏……为士子者，若不争自振奋，多读有用之书，相与讲明切磋，储为国器，出则疏庸贻笑，无以励相国家；处则迂腐不堪，无以教告子弟。”（见《时务报》十八册《岳麓院长王益梧祭酒购〈时务报〉发给诸生公阅手谕》）这是他经世致用之学的本质内容。他撰写的《科举论》、《海军论》、《工商论》、《学堂论》及《魏郑公谏录传注》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贯彻了爱国与针贬时弊的精神。他适应时世的需要，博考古今中外著作，在七十五岁时编《外国通鉴》长编，惜翌年病逝，稿佚。
    （六）将江浙学派与湖湘学派冶为一炉。自乾嘉至同光，江浙学派以训诂考据驰名海内外；自宋代朱、张会讲岳麓书院，大倡性理之学，后陈傅良于岳麓书院主讲，却宣扬事功学说，从学者多受其启迪。明末王夫之和清代魏源、陶澍、曾国藩、郭嵩焘等都曾于岳麓书院肄业，他们的学术思想虽有区别，但都主张经世致用，因而人们统称之为湖湘学派。王先谦青壮年游宦于京都、江苏，后返湘长期任岳麓书院山长，因而江浙学派和湖湘学派对他都产生影响。钱基博在《湖南近百年学风》中认为王氏乃承乾嘉馀绪，以考据占长，把他排除于湖湘学派之外，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王先谦编著《释名疏证补》，曾参酌长洲吴氏所刊倾千里校本，采撷宝应成孺《补证》50条、阳湖吴翊寅《校议》21条、瑞安孙诒让《札迻》31条，分别附录元和胡玉缙、海宁许克勤校注41和11条，与此同时，王先谦又采撷湘籍学人苏舆之说314条、皮锡瑞之说74条、王启源之说183条、王先慎之说76条、叶德辉之说231条、孙楷之说9条以及王氏自己之说257条，可说是集江浙和湖湘治《释名》者的学说之精萃。这表明王先谦确实将江浙学派与湖湘学派冶为一炉。
    王先谦著述不囿学派，亦不因政治观点不同而于学术上加以取舍。戊戌时，王氏和黄遵宪、梁启超因政见不同，处于对立状态，但后来王氏编撰《日本源流考》，却大量采录黄氏《日本国志》，而写《五洲地理志略》也参考了梁氏的《新大陆游记》。
    （七）经史子集，全面贯通。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依学科流派，分门别类地叙述，可以从中看出清代三百年学术源流，但由于支伟成对湘籍学人的材料搜集不够，故不免评析失当，如把王先谦归入《提倡朴学诸显达列传》，就欠恰当：一者王氏并非毕沅、阮元那样的高官显贵，二者王氏对学术的贡献岂能以“提倡朴学”概括？如上所述王氏于历史、舆地、语言等均有一定成就，至于文学，王氏造诣亦深，他不仅写了很多值得肯定的诗文，还从事古文、赋和骈文的编选工作，除所编的《续古文辞类纂》最著名外，还有他有所编的《律赋类纂》和《骈文类纂》，甄录精当，既表现了王氏对古典文学作的高超的鉴别能力，又为后代研究中国文学史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八）求实精神。王先谦治学，坚持实事求是。他在《水经注要删正续编序》中说：“夫水地之学，莫要于考古，而非亲历不为功。余典试滇中，值三峡水涨，迂道施南，见恩施县上游川水，穿大岩，奔腾直过，不通舟楫，而觉胡氏《锥指》禹凿江之说误。少登金山，山在江心，老复过之，山傍南岸，而觉《通鉴》金兀术入庙跳免之非诬。览李阳河拦江矶之形势，而悟《班志》分江水所由名。参证《长江图说》，见江中洲渚连绵，而悟古南江截然自为一水，以达泾县，约略尚有遗迹。”（《葵园四种》121页）王氏治学，能实地考察，这种精神是值得赞扬的。 王氏曾认为《世说新语》以浦江周氏纷欣阁本为“最善”，故于光绪十七年刊印该书，他出校66条。后来得到“多与袁本合”之另本，又得《世说补》本，“始知周本脱误不及尽检”。他了解到叶德辉藏有明袁褧仿宋刊本，就请叶德辉举袁本与周本对勘，以各类书两相比决（《葵园四种》738页），再出校75条，于光绪十九年重刻，以免贻误读者。王氏在中晚年的四十几载中，先后在江、湘主办过南菁书局、思贤书局和虚受堂家刻坊，除刊刻上述一些书籍外，还负责编刻了《天禄琳琅书目前后编》30卷、《郡斋读书志》及《附志》22卷、《盐铁论前后编》10卷、《合校水经注》40卷、《景教碑文纪事考正》1卷、《魏郑公谏录校注》11卷、《诗义标准》114卷。关于乡邦文献刊印了李谟《寿梅山房诗存》1卷，丁蓉绶《磨绮室诗存》1卷、《毛贵铭诗钞》3卷、周寿昌《思益堂诗文集》19卷、欧阳辂《磵东诗钞》2卷、毛国翰《青垣诗钞》3卷、郭嵩焘《养知书屋集》55卷、吴敏树《柈湖文集》12卷、李桢《畹兰室文集》4卷、苏舆《春秋繁露义证》17卷。这些刻本，版式清秀，文字精美，同时由于王氏自己亲自校阅，故差错极少。这说明王氏不愧为一位成绩显著的出版家。
    王先谦生活于社会矛盾复杂尖锐、外侮日亟，国势危殆的晚清时代，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在前期比较符合时代要求；而在后期，虽然也有某些可取之处，但其总的倾向是保守的。不过，我们决不能以此而忽视甚至抹杀他的学术成就和对文化事业的贡献。我觉得由于王氏虚心好学，锲而不舍，充满求实的研究精神，所以他在清末能戛戛独造，成为一代杰出学人。我这一评价，自己认为比较客观，不知学术界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