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或称《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是以诠释《春秋经》的。《经》是提纲式的，其文“约其辞言，去其烦重”，①按照鲁国旧史作成。顾炎武云：“《春秋》不始于隐公，盖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泊于中世，当周之盛，朝觐会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礼》（非今本之《周礼》），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自隐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于是孔子惧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无所改焉，所谓‘述而不作’者也。自隐公以下，则孔子以己意修之，所谓作《春秋》。”②惜乎自伯禽至惠公的一段早佚，我们无从看到，能见到的，只是隐公至哀公共二百四十二年的一部分。孔子以“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③但孔子修成部分，因是提纲挈领，文简义赅，难以领会和悟解。只能从《左氏传》对《经》的补充解释，才能了如指掌。因为《左氏传》的资料来源丰富广博。搜罗各国史策简牍，并博采当时文集，兼及诸国卿佐家传，并卜书、梦书、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④参以鲁史而成文，故能补充《经》文，说明详情，使后人清楚地理会当时历史发展的真实面目。
    《春秋（经）》既因文简义深，不易懂得，由此而释《经》的《传》，因缘而生。《左氏传》只是其中之一。东汉桓谭的《新论》说：“《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⑤这一评论，当然有其正确的一面，正如其说。但也不全然如此，如解《经》难免有望文生义之处，时有违背《经》意的所谓“君子曰”者，⑥有悖仲尼作《春秋》之志，使瑕瑜互见。但《左氏传》仍不失为释《经》的重要著述。又《传》文“叙事多而释义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⑦并慊行文深邃莫测，所以自汉以来，注释家又为《左氏传》作注释。至晋时，“其遗文可见者数十家”，⑧这些“遗文”中，有的全佚，有的已残缺不全，只能见其一鳞半甲。至今时间较早的，惟一完整保存的，为晋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成了注释《左氏传》中的佼佼者，更为儒者所推崇。其在晋时，已奉为《左氏传》注释的权威，后世学者甚至也往往以预释为准绳。其实杜预的注释，于左氏本末或抑为之说，或者妄有附益，真是邪正纷揉，使学者犹似坠入云雾之中。
    自战国以来，《经》、《传》向来别行，有如清人洪亮吉《春秋左传诂》（诂即古），杜预首始将《经》、《传》合并，便利后人，实是发明创举，是《左氏传》的功臣。使这一专记春秋时期历史事情的著作更为完整。杜预自己说：“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数十家，大体转相祖述，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丘明之《传》，于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更肤引《公羊》、《谷梁》，适足自乱。”⑨并自诩说：“预今所以为异，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⑩这是他的为《传》作注的原则和宗旨，自以为他的注释，能忠于《经》意。“泰康五年（公元二八四年），大秦国献蜜香纸三万幅，武帝以万幅赐杜预，令写所撰《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以进。”(11)
    为什么司马炎对杜预的《左氏传》注释如此重视？如果仅从这一著作而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何况杜预《左氏传》注释，前人已有指摘，“南朝则崔灵恩著《左氏条议》以难杜；北朝则张冲著《春秋义略》异于杜氏者七十余事；卫冀隆精服氏学，难杜六十三事。至刘光伯其《规遇》，唐志作三卷……”(12)其不足取和不足信之处甚多，更有甚者，对《左氏传》的曲解、蠹蚀，有的是属学术范畴，有的因当时政治上的需要。尤其是在《传》中的一些乱臣贼子、篡权弑杀者，本应口诛笔伐之辈，杜预不以《春秋》辨其邪正，而是想方设法地维护和开脱罪名，为司马炎所赞赏，而享有盛名于当世。杜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只要从杜预的家史中方能求得答案。《晋书》本传云：“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人。祖畿，魏尚书仆射。父恕，幽州刺史。预博学多通，明于兴废之道。”但因“父恕与司马宣王（懿）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预久不得调”。(13)他久被抑遏，又不甘心寂寞，司马昭嗣大将军位后，他发现司马昭有篡弑之志，而昭又在广罗人才。于是他“忘父之怨”，卖身投靠并竭忠于司马氏之门下。昭察其智能，知其可为己用，于是有意笼络他，将其妹高陆公主嫁预为室。预才“起家拜尚书郎，袭祖爵丰、乐亭侯。在职四年，转参相府军事。”(14)参预了司马氏的军政秘密，成了司马氏篡国夺政的得力助手。所以他虽自称对《左氏传》的注释是“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有五……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15)但从它的注释中，所能见到的，只是语辞的训诂及天文、地理外，还有对人物及史事的论评，尤其对后者的论评，既不“惩恶”，又不“劝善”，只有对“不臣之心”者的曲畅饰词。今择其注释中的荦荦者，以说明之。
    桓公五年，发生了春秋时期第一次诸侯公然违抗王师的周郑之战。郑的祝聃，射中了王肩，身为正卿的祭仲足，既不劝阻郑伯，反而助纣为虐，以左拒率师抗王。而杜注却百般为郑庄公卸脱罪名，云：“郑志在苟免，王讨之非也。”(16)杜预以《左氏传发凡》五十为周公旧例。所以左氏凡例：“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17)杜预在《春秋释例》中曲而畅其说曰：“凡例皆周公之旧典、礼经。君无道则应弑，弑君者无罪。”这是他经过千锤百炼的邪说，简直与《春秋》大义的宗旨相违背。“然则周公先设弑君之义乎？又云：‘大用师曰灭，弗地曰入。’又周公先设相灭之义乎？”(18)如是说周公确非寻常之辈，能预知数百年后发生大事，何来有“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的气味？又何况“无道亦有分别，使如桀、纣残贼，民欲与之偕亡，汤、武伐罪弔民，自不当罪其弑。若但童昏儿戏，非有桀纣之暴，如晋灵公、郑灵公之类，权臣素有无君之心，因小隙而弑之，与汤、武之伐罪弔民，全然不同。岂得藉口于君无道而弑者无罪乎！”(19)很明显，这是杜预为了当时政治上的需求而发的心不由衷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