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八年冬十有一月癸未，齐无知弑其君诸儿（襄公）。”杜注虽明说：“称臣，臣之罪也。”(20)但实际上仍然以“君无道则应弑，弑君者无罪”之例待之。因《传》中在说明了襄公被害后，云：“初，襄公立，无常。”杜注云：“无常，乃政令无常。”(21)却将“无常”释为“无道”，而“无常”盖指行动无常心，语言无准则，令人无所适从。《荀子·修身》云：“趣舍无定，谓之无常。”杨京注曰：“不恒之人。”绝非杜预所谓“政令无常”。早在西汉的司马迁就对齐襄的“无常”，已有正确的解释，云：“醉杀鲁桓公，通其夫人，诛杀数不当，淫于妇人，数欺大臣。”(22)为什么杜预要将“无常”解为“无道”呢？难道他真的不懂耶？不是的，他心中很清楚，这是他有心将二者混淆不清。主要是开脱无知的罪名，因为如诸儿“无道”，则“君无道应弑，弑者无罪”，不是无知就无罪了吗？他为了替乱臣贼子开罪，便作了歪曲注解。
    又庄十二年秋，“宋万闵公于蒙泽，遇仇牧于门，批而杀之。”。杜注又曰：“仇牧宋卿。仇牧称名，不警而遇贼，无善可褒。”(23)仇牧为国捐躯，难道真的如社预所说是“无善可褒”？再看《公羊传》就能得到公正结论。《公羊传》在把事情的经过详细说明后，再有附合《经》意的评论云：“万搏闵公绝其脰。仇牧闻君弑，趋而至，遇之于门，手剑而叱之。万臂{K18902.jpg}仇牧，碎其首，齿著乎门阖。仇牧可谓不畏疆御矣！”当然，《左氏传》是主纪史实，《公羊传》主释《经》义，但总不能如杜注曲解事实，回护宋万的罪恶。
    宣二年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自“灵公即位后，壮侈厚敛以彫墙，从台上弹人观其避丸也，宰夫肠熊蹯不熟而杀之”等等“不君”行为。赵盾等屡谏不改，反而三番二次欲置赵盾于死地，宣子遂奔，未出晋境。乙丑，赵穿杀灵公于桃园。(24)宣子未出而复。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孔子曰：“董狐（即太史），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同境）乃免。”(25)杜注曰：“越竟，则君臣之义绝，可以不讨贼。”顾炎武早觉其不妥，认为“传者不察其指（旨），而妄述孔子之言，以为越竟乃免，谬矣。君臣之义，无逃于天地之间，而可逃之境外乎？”(26)而杜预怀郁伊之隐衷，却婉惜、维护赵盾的弑君。而他考虑的侧重点——如何能规避讨伐。况春秋时的“君臣之义，难道越境就能绝否？即使盾讨赵穿而杀之，恐怕仍难逃弑君罪名，因盾实主其谋，犹如司马昭的主使贾充、成济等弑曹髦，昭能逃脱弑君的罪名吗？这是杜预邪说的彻底揭露。
    宣四年夏六月乙酋，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灵公）。这是因饮食小事而动弑君恶念的。“楚人献鼋于灵公，公子宋（子公）与子家（归生）将朝灵公，子公之食指动，谓子家曰：‘他日指动，必食异物。’及入见灵公，进鼋羹，子公笑曰：‘果然’。公问之，子家以告。公独召子家，弗予子公羹。子公怒，染指于鼎，尝之而出。公怒，欲杀子公。子公与子家谋先。夏弑灵公。”(27)杜注先曰：“子家权不足以御乱，惧谮而从弑君，故书以首恶。”(28)实际的首恶是子公，子家因权力不及子公被迫弑君。灵公罪不应弑。杜预接着又说：“称君，谓唯书君名而称国以弑，言众所绝也。”(29)则灵公既是“众所绝也”，则仍属该弑，弑者无罪，归生的罪名又被否定了。这又是杜预别出心裁的注解。
    昭十四年夏，许悼公疟。五月戊辰，饮太子之药，卒。太子奔晋。书曰：“弑其君。”君子曰：“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而杜注云：“药物有毒，当由医，非凡人所知。讥止不舍药物，所以加弑君之名。”杜预之意，婉惜世子止因不舍药物，蒙受冤屈。这位自称“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的“《左传》癖”，却在信口开河。
    杜预的这些不足信的注释，都经过千锤百炼曲畅而成的深文。前人已发其奸。读《三国志·魏书》后，就更洞见其隐微。预既是司马懿之壻，又是帮助司马氏篡魏的干将，就必然站在司马氏的立场来回护其短处，也就是掩饰自己“忘父之怨”而效忠司马氏的罪恶，也是他注《左氏传》中流露的隐衷。
    懿自消灭了曹爽及其党羽后，曹氏已全失军政大权，从此政出司马氏之门，成了喧宾夺主之势，奠定了篡魏的基础。随后其子司马师的废齐王芳，司马昭的弑高贵乡公髦，都假借皇太后之令，这些皆为预亲身目睹的事情。关于这些事情，《三国志·魏书》、《晋书》都无“董狐笔”的真实记载。《魏书·三少帝纪·齐王芳》尚能在字里行间见到蛛丝马迹。“九月，大将军司马景王（师）将谋废帝以闻太后。甲戌，太后下令，遣芳归藩于齐，以避皇位。”则首谋废立者，乃司马师也。太后初无所知，只是受制于司马师，出于无奈，被逼扮演傀儡而已。鱼豢《魏略》写得更加明确曰：“景王将废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与帝对坐，芝谓帝曰：‘大将军欲废陛下，立彭城王据’。帝乃起去。太后不悦。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将军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备非常。但当顺旨，将复何言。’太后曰：‘我欲见大将军，口有所说。’芝曰：‘何可见耶！但当速取玺绶。’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玺绶著坐侧，付之。”这段文字反映真实情况，《资治通鉴》采入正史记载。(30)《魏书》却载太后之令，诬说齐王“无道”、“不孝”、“淫乱宫廷”，“无道”之君，理应废弑，废弑无罪，迎合预的《春秋释例》。
    其次司马昭之弑高贵乡公，《魏书·高贵乡公髦纪》写得尤为简单难以使人置信，并且前后矛盾。“（甘露）五年五月已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仿佛无弑君之事发生，接着又用太后之令，称髦“性情暴戾，日月滋甚。吾数呵责……其所言道，不可忍听。吾即密有令语大将军，不可以奉宗庙，恐颠覆社稷……大将军以其尚幼，谓当改心为善，殷勤执据……此儿便将左右出云龙门，雷战鼓，躬自拨刃，与左右杂卫共入兵阵间，为前锋所害。”这是自己揭穿自己不能自圆其说的——二十岁卒——谎言。从太后言下之意，司马昭是很“爱护”曹髦的，只曹髦既不顺从太后之意。又欲害昭，最后反咎由自取，非昭有弑逆之心。真是欲盖弥彰。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魏氏春秋》等书，谓曹髦因“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只是沈、业出卖曹髦，向司马昭告密求荣，使昭有备。时“中护军贾充又自外逆，与帝战于南阙下，帝自用剑，众欲退。骑督成卒，弟太子舍人成济问充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司马公畜养汝等，正为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闻也。’济即抽戈前刺帝，刃出于背，殒于车下。昭闻之大惊，自投于地，曰：‘天下其谓我何？’”（《通鉴》卷七七“景元元年”条同）贾充、成卒、成济、犹郑之祭足仲、祝聃，晋之赵盾、赵穿，祝聃“射中王肩”，意犹未了，只是郑伯以“苟自救，社稷无陨，多矣。”(31)所以杜预特注云：“郑志在苟免，王讨之非也。”因为事情是曹髦挑起的，司马昭出于被迫自卫，抽戈{K18903.jpg}，志在“苟免”。为了掩人耳目，严然规以“封建大义”，归罪于成济，又说了些冠冕堂皇的话，云：“高贵乡公率将从驾人兵拨刃，鸣全鼓，向臣所，止惧兵刃相接，即{K18904.jpg}将士，不得有所伤害，违令以军法从事。骑督卒、太子舍人济，横入兵阵伤公，遂至陨命。辄收济行军法……辄{K18904.jpg}侍御史，收济家属付廷尉，结正其罪”等语。把弑君的乱臣贼子司马昭，居然成了讨贼有功的“忠臣义士”了，把责任、罪名归于替罪羊成济。并盗用太后之令，称二君的罪行，犹如襄十四年，师旷所谓：“或者其君实甚。”所以杜预释《左氏传》，混淆是非，忠奸倒置，将忠于曹氏的李丰、母丘俭、王经等以为“善可褒无”，达到抹煞司马氏的罪恶。所有这些全是杜预的缘隙奋笔，以求私衷的表现。他的《集解》实是曲蚀《左氏传》的蟊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