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指出：“汉今古文家相攻击，始于《左氏》、《公羊》。而今古文家相攻若仇，亦惟《左氏》、《公羊》为甚。……各经皆有今古文之分，未有相攻若此之甚者。”
    纵观两汉史籍，确如皮氏所说，《春秋》三传在经今古文学的争论中扮演着主要角色。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政治上的需要，《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在争立官学的角逐中互相攻讦，都曾成为一时显学。这场斗争，一直贯穿两汉之际达三百年之久，至东汉末才渐趋合流。
    怎样看待这场争论呢？自汉代以来，研究经学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清代以前，学者多从文字训诂、传本源流、师承家法的角度去研究。清季以来，由于学术水平的提高以及中国近代政治斗争的影响，学者或从史科学的角度加以研究而提出了“六经皆史”说①，或利用经学研究为现实斗争服务，从而丰富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内容。正是由于各家政治立场、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的不同，才使经学研究呈现出竞相争锋的局面。今天，经今古文争立官学的斗争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总结这场学术争论的研究工作还远远没有结束。从继承我国古代文化遗产这一方面来说，经学史的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要追溯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史学史和中国文字学史的源头，都要到中国经学史的殿堂里敲门问路。因此，本文试图以《春秋》三传在汉代的传授为例，对有关经今古文学之争的几个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也许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一、统治思想的演变与经学的兴起
    秦朝统治时期，出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曾实行了“焚书坑儒”的高压政策。儒家典籍除一《易经》外，几乎荡然无存。汉朝建立后，为避免重蹈秦亡覆辙，巩固封建秩序，以图长治久安，汉高祖接受了陆贾“无为政治”的主张，并采用了叔孙通制定的礼仪形式，奠定了汉初统治思想的基础。至惠、文、景三世，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得以盛行。史称：“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县官待问，未有进者。”②真实道出了汉初统治者的思想倾向。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封建制度的巩固，汉王朝国力日益强盛，统治者对内需要进一步加强皇权，对外需要反击匈奴的侵略，他们已不满足于“无为而治”的政策。而统治者的相继更替，有时也影响政策的连贯性，如“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③于是，文景时期“不任儒”的现象开始改变。汉朝的思想统治和文化政策比秦宽缓。惠帝时，废除了秦朝的“挟书之律”，先秦古书先后被发现并在民间广泛流传，儒家学说逐渐活跃起来。这些原因，到汉武帝时终于导致了统治思想的演变。
    武帝继位后，曾接连三次下诏，策问古今治乱之道。《公羊》学大师董仲舒通过上书而得以崭露头角。公元前一四○年，董仲舒在上武帝的“天人三策”中，建议以儒学作为封建国家的统治思想。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④。
    这就是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求”。公元前一三五年，汉武帝在长安设太学，置五经博士，专门讲授儒家经典，为国家培养统治人才。至此，孔子的儒家学说被统治者加以改造后，成为封建国家的正统思想。
    前文说过，董仲舒是《公羊》学家，他所阐发的儒学理论也是《公羊》学的理论。因此，汉武帝独尊儒学，实际上是独尊《公羊》学。据《汉书·儒林传》载：当时治《谷梁》的江公与董仲舒并立，武帝命董仲舒与江公辩论。董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而江公拙于口才，没有辩过董氏。况且武帝丞相公孙弘也是治《公羊》学的，偏袒了董仲舒，“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
    在这里必须指出，武帝尊《公羊》，并不是因为董仲舒善辩，而是因为《公羊学》最符合统治的需要，对此，可作两点分析。
    （一）《春秋·隐公元年》第一句是：“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训释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其实，“王正月”只是说按照周历，以十一月为岁首，来统一历法，并没有什么“微言大义”。可是，董仲舒却对“春王正月”四个字作主观的神秘解释，“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⑤
    这样，董仲舒就把他的唯心主义宗教哲学与政治思想结合起来，为统治者鼓吹的“受命于天”找到了理论根据。所谓的“大一统”，也为汉武帝削藩，加强中央集权找到了理论根据。
    （二）《公羊传》有“复九世之仇”的话，这也为武帝（雪）高祖“平城之围”的耻辱找到了根据。而经典上有了明文规定，攻打匈奴就可以师出有名了。
    正因为这两方面的原因，我们说武帝尊《公羊》学不是偶然的。《公羊》被尊为官学以后，统治者对经学家更以官禄相诱，治《公羊》者渐趋增多。特别是“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⑥遂使《公羊》成为五经中地位最高的一经。直到宣帝时召群儒“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同异”⑦，《公羊》的官学地位遂被《谷梁》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