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余论：两汉经学争论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
    两汉经今古文学之争，至东汉末渐趋合流。这个时期，古文学派出了几位大师，如贾逵、服虔、马融、许慎、郑玄等，使古文学到此发展到了高峰。虽然这时《公羊》学也出了一位大师何休，但并没有改变今文学的衰落趋势。史载当郑玄著书驳何休时，“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50)其绝望之状是可以想见的。郑玄博习古文，今文及谶纬之学，采取今文长处融入古文，便产生了新的经学——郑学。因此，经学合流可以说是以古文学的胜利而作为标志的。
    经学合流，也是社会和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魏晋南北朝时，国家陷入分裂混战的局面，玄学和佛教开始盛行起来。统治者已不再利用经学为其统治的工具，同时，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堵塞了经学家的仕进道路，知识分子对研习经学也就不那么热心了。这样，经学中的两派失掉了统治者的支持和利禄的引诱，彼此争斗的势头自然也就大大减弱了。
    经学合流也是经学本身发展的结果。对此，《后汉书·郑玄传》有一段话说得很精辟，不妨录出：“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因此，皮锡瑞称经学至郑玄为“小统一时代”(51)，的确不为过誉。
    我们对汉代《春秋》三传的官学之争的讨论，到此可以结束了。最后，我想对两汉经今古文学之争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再谈谈几点粗浅的看法，以请教于方家。
    （一）马克思、恩格斯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52)这句话可以移来概括两汉经学争论的大势和本质。经今古文学之争，从主流和本体上说，是统治思想之争。两汉几次大的经学争论和官学废立，都是在一定的政治背景下进行的。汉武帝的尊《公羊》，王莽的兴古学，光武帝的倡今文，无不是出于维护，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因此，思想学术的争论总是和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思想统治地位的建立，总是通过权力的维持来实现的；而一种思想统治地位的丧失，又总是在权力的阴影下消逝的。百家俱废，儒学独尊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儒学内部的经今古文学之争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在中国历史上，思想学术之争往往是政治斗争或政治改革的前奏，而经学多成为思想家手中的精神武器。不仅汉代如此，后世也不乏其例。清末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在民族危机加剧、充满内忧外患而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就到经学里寻找改革的思想武器，拣出了“公羊三世”说作为维新的根据，从而导致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场变革。
    （二）汉代的经学是繁荣的，但是，思想界却是相对沉闷的，两者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汉代的经学繁荣既有别于战国的“百家争鸣”，也有别于晚清的思想解放。战国时代的思想界，群星灿烂、英才辈出；晚清的思想界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冲击，也出现了一批启蒙思想家。与此相反，两汉时代虽然有大批先秦典籍的复出和流传，除了儒学为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提供了理论根据以外，几乎没有为汉代思想界提供别的养料。西汉前期虽然有贾谊、晁错、刘安等人，但都没有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是一个思想家，但他的主要成就在史学方面）。西汉如此，东汉的思想界更是可怜，除了王充作为一个异端思想家独放光彩以外，谈不上还有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东汉是经学发展极盛的朝代，恰恰又是哲学思想最贫乏的朝代。那么，造成汉代思想界贫乏、沉闷的原因是什么呢？答曰：一是统治者对儒学的提倡和独尊，压制了其它思想流派的发展；二是知识分子以经学研究为禄利之途，逃避现实，躲进了故纸堆。这样，整个思想界就趋于僵化和窒息了。对汉代的学术界，班固有一段话作了生动的描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53)。了解到这个情况，对汉代思想、学术界的沉闷局面也就不感到奇怪了。
    （三）通过儒家内部两个学派的争论，促使经学家对古代典籍进行了大量的搜集、整理，为之校勘、考订、训释，为祖国保存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刘向、刘歆、郑玄等学者在这方面的贡献尤大。连今文家皮锡瑞也曾指出：“汉时《诗》有鲁、齐、韩三家，《春秋》有《公》、《谷》二传。……汉后三家尽亡，二传殆绝，若无《毛诗》、《左传》，学者治《诗》、《春秋》，更无所凭依矣。”又说：“今古之学若无郑注，学者欲治汉学，更无从措手矣！”(54)由此可知汉儒的无量功德。
    需要指出的是，汉代统治者对学术文化的发展也采取了保护和鼓励的政策。如前文所述，汉朝建立后，采取了不少拯救文化遗产的措施：“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对儒生们劝以官禄，鼓励他们整理、研究文化遗产。这一切，对形成汉代经学的繁荣局面无疑是起了重要作用。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那就是汉代统治者对排斥在官学之外的儒学派别没有采取行政手段予以打击，至多不过是官学“除名”罢了。对非儒学流派，既没采取过象秦朝那样的“焚书”政策，也没有大兴象明清两朝那样的文字狱，学术研究的确是蔚然成风了。
    （四）汉代笺注古书的经学使学术走入了烦琐形式主义的歧途，给后世学术留下了不好的影响。儒学的这种敝端，司马谈早在“论六家要指”中就指出了：“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55)。至东汉，经学的形式烦琐，内容空洞达到了顶峰。对此，班固深有感触，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56)。
    另外，汉学所形成的一套师承家法，对文化学术的继承是有作用的。但是，学者们恪守门户之见，彼此相轻，不通声气，遂使学术趋向保守封闭。过学的训诂章句之术，成为中国两千年来学术的主要形式。延至乾、嘉，历久不衰，舍此几无学问可言。对汉学的传统形式，赵翼曾有所评说：“古人习一业，累世相传，数十百年不坠，盖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所谓世业也。工艺且然，况于学士大夫之术业乎！”(57)这应是中国学术史上的特殊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