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主持下的那次官学争论也是相当激烈的。“范升复与元相辩难，凡十余上，帝卒立《左氏》学，太常选博士四人，元为第一。”(21)《左传》又一次被立为官学了。可是，《左传》不久又被废掉了。据《后汉书·儒林列传》：“建武中，……陈元上书讼《左氏》、遂以魏郡李封为《左氏》博士。后群儒蔽固者数廷争之。及封卒，光武重违众议，而因不复补。”既然太常选出了四个博士，陈元为第一，那么，为什么又让李封做《左传》博士呢？《后汉书·陈元传》透露了一点消息：“帝以元新忿争，乃用其次司隶从事李封，……会封病卒，《左氏》复废”。
    原来光武帝害怕陈元做上博士以后会意气用事，于是就采取了妥协的办法，来平息今文学家的“论议讙譁”(22)。然而，《左传》后来还是废掉了。表面看来好象是由于群儒的反对和李封的病死，其实，还别有一番原因在里面。对此，我们将在下一部分里谈到。
    有汉一代，不仅《春秋》三传的官学之争一直是此伏彼起，而且，《春秋》三传的今古文优劣之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不单是东汉的贾逵与李育、郑玄与何休之间有过一番争论，就是后代学者仍是聚讼纷纭。在这里，我打算就学者争论最多的关于《春秋》与《左传》的关系问题再说几句。
    《左传》是否解释《春秋》，《史记》、《汉书》都说得很明白。汉代今文家说《左传》不传《春秋》，多在师承家法的圈子里找论据，而后代的学者，多着眼于《春秋》与《左传》之间内容和形式方面的联系及差异，从而趋向于用“分别经史”的态度来调停今古文的争论。这比汉儒老是在“师承传授”上论优劣是一大进步，它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左传》与《春秋》的关系，试略引数例评述之。
    唐人陈商反对《春秋》“合之《左传》”，谓“夫子所以为经，当以《诗》、《书》、《周易》等列；丘明所以为史，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列。取二义乖剌不侔之语，参而贯之，故微旨有所不周……”(23)。
    朱熹也说：“《左传》是史家，《公》、《谷》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24)陈、朱等肯定了左丘明在史学上的地位，而把《左传》排斥于经学之外，这在古文家那里是不能容忍的，可是在今天看来，不但《左传》是史，《春秋》又何尝不是史呢？今文家说《左传》是史学，似乎贬低了《左传》，然而却反过来证明《左传》比《公》、《谷》传事可靠。后代地下文物的发现，更使《左传》的史料价值彰显于世。西晋武帝时，汲郡人盗掘魏襄王墓，“大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诸所记多与《左传》符同，异于《公羊》、《谷梁》。知此二书近世穿凿，非《春秋》本意审矣。……又别有一卷，纯集疏《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左传》同”(25)。另刘知几《史通·申左篇》及《新唐书·刘贶传》所载亦同。由此可知刘歆所谓“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外内相应”不是凭空而发；而孔颖达敢于说：“经传异者，多是传实经虚”(26)，也非无本之谈；杨伯峻先生认为：自魏晋以后，《左传》所以能够压倒《公羊》《谷梁》二传，除了《左传》的长于文采以外，就是《左传》能“以具体史实来说明或者补正以至订正经文。”(27)延至后世，古学兴盛，今学衰微，其中奥秘，盖在于此吧！
    清代今文学家刘逢禄，专著《左氏春秋考证》一书，对《左传》进行驳难，竟说：“左氏后于圣人，未能尽见列国宝书，又未闻口授微言大义，唯取所见载籍如晋《乘》、楚《梼杌》等相错编年为之。”我认为，即使《左传》如同刘氏所说，是用晋、楚古史编年而成，那么，在解释《春秋》上，岂不比“末世口说流行”的《公羊》、《谷梁》更为可靠吗？
    至于皮锡瑞认为：“《春秋》是经，《左氏》是史，离之双美，毋使合之两伤，则不至误以史视《春秋》，而《春秋》微言大义可复明于世矣”(28)。这样来分别经史，恐与《左传》本身无碍，而《春秋》离开了《左传》，既使有所谓“微言大义”，则不能为世人所知。关于《春秋》与《左传》的关系，还是桓谭说得好：“《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目思之，十年不能知也”(29)。《左传》的重要价值，也就在这里。
    四、《春秋》三传兴废的原因
    本文开始就指出，《春秋》三传在整个两汉经学争论中都是扮演着主要角色，并且各自成为一时显学，而尤以《左传》和《公羊》为盛。关于这个问题，皮锡瑞曾经论及：“《谷梁》虽暂盛于宣帝之时，而汉以前盛行《公羊》，汉以后盛行《左氏》。盖《谷梁》之义不及《公羊》之大，事不及《左氏》之详，……卒不能与二家鼎立”(30)。所谓“事不及《左氏》之详”，这较容易理解。但所谓“义不及《公羊》之大”的“义”指的是什么呢？对此，皮氏在所著《经学通论·春秋》开宗明义就说：“《春秋》有大义，有微言。所谓大义者，诛讨乱贼以戒后世是也；所谓微言者，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是也。此在孟子已明言之。”
    所谓《春秋》的“微言大义”即在此了。那么，孟子是怎么说的呢，皮氏便引了下面一段话：“世道衰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31)
    对孟子的这段话，皮锡瑞评论道：
    孟子说《春秋》，义极宏远。据其说，可见孔子空言垂世所以为万世师表者，首在《春秋》一书。……且置孔子删《诗》、《书》、订《礼》、《乐》， 赞《周易》皆不言，而独举其作《春秋》，可见《春秋》有大义微言，足以治万世之天下，故推尊如此之至！(32)
    这简直把《春秋》吹得神乎其神了，《春秋》本来不过是一部鲁国编年史，内容极为简略，而且很不完备，故宋人有“断烂朝报”(33)之讥。而在孟子以后，《春秋》被捧得愈来愈高。至董仲舒时，他根据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而任意解释、阐发其“微言大义”，从而发挥他的唯心主义宗教哲学和政治思想，所谓“《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变之博，无不有也。”(34)简直成了包罗万象，无所不有的思想体系。司马迁曾以“余闻董生曰”转述了他对《春秋》的称颂：“《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诛死之罪。……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