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今古文学之争，既是儒学内部不同派别、不同阶层的政治思想之争，也是各守师承家法，关于文字训诂的学术之争。前者是经学争论的内在本质，后者是经学争论的外部形式，两者是自始至终、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和变化，经学家对经书的阐发和议论也就各自打上时代的烙印。而经今古文学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在中国学术史上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经今文学偏重于为政治服务，随着统治阶级的需要或任意曲解经传，牵强附会；或兼采异说，以迎合时尚。如西汉董仲舒之于阴阳五行说，东汉光武帝之于谶纬，晚清康有为之于西学，皆以此合于经今文学，为现实服务，表现出实用主义的倾向。
    经古文学则偏重于古籍整理和训诂章句，对发展祖国的语言文字学有不可埋没的功绩。古文字学大师许慎在《说文解学·叙》里说：“文字者，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反映了整个经古文学派的观点。同时，经古文学比较崇实，不尚空谈。如古文家卢植在给皇帝的上疏中说：“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58)因而，相对来说，经古文学一般不如经今文学因有所谓“微言大义”而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应该指出，经古文学也有繁琐考据的形式主义倾向。发展到乾嘉朴学，尽管为整理祖国的文化遗产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就其政治倾向来说，则更趋复古保守。经学大师阮元说：“两汉经学，所以当遵行者，为其去圣贤最近，而二氏（指佛、道）之说尚未起也。”(59)因此，在反对外来宗教、思想的斗争中，经古文学派的态度是最为激烈的。在中国近代史上，今文学派易于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主张改革旧制度；古文学派则以儒学正统自居，严于夷夏之防，主张维护旧制度(60)。这是清代经学之有别于汉代经学的地方。关于经今古文学的异同，周予同先生曾有一段精辟的论述，特录于此，作为本文的结束：今文学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致治之说，所以偏重于‘微言大义’，其特色为功利的，而其流弊为狂妄。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烦琐。……我们如果说，因经今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以明，因经古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文字学，考古学以立，……决不是什么武断或附会的话”(61)。
    注释：
    ①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
    ②③⑥⑦(41)(42)(53)《汉书·儒林传》。
    ④⑤《汉书·董仲舒传》。
    ⑧(56)《汉书·艺文志序》。
    ⑨此本王国维说。见《观堂集林》卷七《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
    ⑩《左传》的作者及著作年代问题，甚为复杂，此为沿袭旧说。有些学者根据《左传》记有战国史事，故推测为战国时人所作。详可参考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及徐中舒先生的《左传选》，以聊备一说。
    (1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页四八。
    (12)杨伯峻先生将下文“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连读，于文理不通，故不取。徐仁甫先生认为：“按‘及’训作‘至于’，非谓《春秋》左氏丘明所修亦出于孔壁。”正与愚意同。可分别参见《春秋左传注·前言》与徐仁甫先生的《左传疏证》。
    (13)《孔子家语》，相传为王肃伪造。但所载虽晋人话，亦可供参考。
    (14)《左传》的传授系统，分别见于《春秋左传》疏引刘向《别录》、陆德明《经典释文》及《汉书·儒林传》等书。但除《汉书·儒林传》外，余皆为后人伪托，实不足信。
    (15)参见《中国史学史论集》第一辑与徐中舒《左传选》。
    (16)《汉书·刘歆传》，下引文皆同，不再标出。
    (17)《后汉书·范升传》。
    (18)《后汉书·儒林列传》。
    (19)(20)(21)(22)《后汉书·陈元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