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春秋》三传在西汉的流传
    秦焚书后，儒家典籍仍有少数流落民间。据《汉书·儒林传》载：“高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于是诸儒始得修其经学。”汉朝建立后，“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求遗书于天下。”⑧于是，许多湮没已久的篇籍得以复传。
    在《公羊》被尊为官学的时候，《左传》还仅在民间流传。由于《左传》是用先秦东方六国文字写成的，故被称为“古文经”⑨，而《公羊》、《谷梁》二传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的，故被称为“今文经”。关于《春秋》经传在汉代的流传，《汉书·艺文志》有“《春秋》分为五”的说法，也就是有五家在传授《春秋》。除前述三家而外，还有《邹氏》、《夹氏》二家。关于这五家传的写定和流传，《汉书·艺文志》所述如下：
    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
    这一段文字，我们可作这样理解：
    （一）孔子曾与左丘明一道去鲁国看历史档案，左氏“论本事而作传”，说明《左传》为丘明所作。据《春秋左氏传·集解序》孔颖达疏引沈氏云：“《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K18808.jpg}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再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因此，根据以上所引，可以肯定《左传》写于孔子之时或稍后于孔子之世⑩。说它是“古文经”，可谓名副其实。
    （二）《公羊》等四传是在“末世口说流行”之后才形诸文字的，所以，说它们是“今文经”，也是名副其实。桓谭《新论》有“《左氏》传世后百有余年，《公羊》、《谷梁》方作”的话可证。
    （三）四传中只有《公羊》、《谷梁》立于学官，而《邹》、《夹》二传或因无师承，或因无书不得立于学官。据阮孝绪《七录》云：“建武中，邹、夹氏皆绝。”因此，《邹》、《夹》二传与经今古文学之争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撇开不谈。
    （四）《左传》没有被立于学官，可见还在民间私学传授中。
    关于《左传》的传本问题，与经学争论的关系较为密切，所以有必要在这里多说几句。根据《汉书·儒林传》记载，汉兴以后，《左传》已在民间流传，河间献王并立了《左传》博士。那么，《左传》是怎样得以复传的呢？许慎《说文解字·序》说是北平侯张苍献出来的，《汉书·儒林传》并将张苍的传授系统载入书中。但是，有的学者认为《左传》除张苍的传本以外，还有一种是孔壁藏本(11)，其主要根据是王充《论衡·案书篇》，其书云：“《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时，鲁恭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得佚《春秋》二十篇，《左氏传》也。”
    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根据有二：
    1）引文中的“盖”字是副词，当解为“大概”，只不过是推测之辞罢了。
    2）据笔者所见，在两汉典籍中也找不到任何旁证。现在，姑且将汉代有关孔壁藏书的记载罗列如下：
    1.《汉书·艺文志》：“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
    2.《汉书·刘歆传》：“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12)。
    3.荀悦《汉纪》卷二五《成帝纪》：“鲁恭王坏孔子宅，以广其宫，得《古文尚书》多十六篇及《论语》、《孝经》”。
    4.《说文解字·序》：“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
    5.托名为孔安国撰的《孔子家语》载孔衍语云：“鲁恭王坏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书》、《孝经》、《论语》”(13)。
    这五家记载，皆不说《左传》出自孔壁。独《说文序》多记了一部《春秋》，然而这不能作为《左传》出自孔壁的佐证。《春秋》毕竟是《春秋》，不能与《左传》同列。那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以为班、荀是史家，他们所说应有所根据。刘歆受《左传》是属于张苍的传授系统(14)，因此，他校书时见到的《左传》应是张苍所献的。至于王充所云，根据“孤证不立”的原则，只可聊备一说。而《说文序》多记的那部《春秋》，我赞成徐中舒先生的说法，“应是许氏误记”(15)。总之，只要《左传》是先秦古书，不管是否出自孔壁，皆不影响它的价值。正因为《左传》不是壁中孤本，一些学者说《左传》出于刘歆伪造的议论才难以自圆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