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在汉代之所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原因即在于此。这样，我们对《春秋》三传在经学争论中的重要地位也就不难理解了。而决定三传兴废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或出于政治需要，或出于门户之见，或出于君主意志，或出于宗教迷信，其中既有必然性，也往往有其偶然性，但对《春秋》三传的废立皆有影响，试一一表出。
    （一）出于政治需要者：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经学开始成为统治者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其发展、盛衰与分合、演变往往同当时的政治密切相关。不管是《公》、《谷》，还是《左传》，如要取得官学的地位，那就要看对《春秋》的解释是否符合统治者的需要。因此，决定《春秋》三传的兴废主要是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当汉武帝需要巩固统一的封建国家时，他就把鼓吹“大一统”的《公羊》学奉为国家的统治思想。从而得以安内攘外，有力地加强了封建专制统治。当王莽代汉搞所谓“托古改制”的时候，他就推倒经今文学的独尊地位，把久受压抑的经古文学拉上官学的宝座。正如同“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36)一样，每一时代的统治者也都需要有自己的思想家。在汉代，董仲舒和刘歆都成功地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如果说，董仲舒曾为经今文学的独尊做出了贡献而成为儒学功臣的话，那么，刘歆曾为经古文学的复兴做出了贡献，也同样是儒学的功臣。然而，同样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家，后人却对其毁誉不一。董仲舒为一代儒学大师，多为后儒所景仰。而对刘歆“党王莽篡汉”，从洪迈至皮锡瑞，则群起而攻之，或讥之为“不忠不孝”(37)，或比之为“经学之大蠹”(38)。这都是他们的正统观念在作祟了。其实，从使自己的学术思想为统治者服务这一角度来说，他们是殊途同归的。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刘歆称作王莽的“董仲舒”，而不必要去抑此扬彼的。后世持论公正者亦有之。章太炎先生就高度评价了刘歆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他说：“孔子殁，名实足以抗者，汉之刘歆。”(39)章氏是治古文经的大师，对刘歆如此推崇或有过誉之嫌。但是，就连坚信刘歆伪造古文的顾颉刚先生也为刘歆说了几句公道话：“我们绝不象从前人一样，因为他帮了王莽篡位就把他看作乱臣贼子，我们诚心称他一声‘学术界的大伟人！’”(40)这种见解比起洪、皮等人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二）出于门户之见者：
    汉人研习经学，不仅重师承家法，也囿于门户之见；君主一人之好恶，往往决定群经之废兴。汉武帝时，因《公羊》学兴，“诏太子受《公羊春秋》”(41)，可是戾太子在通习《公羊》之后，又对《谷梁》发生了兴趣。由于武帝在世，《谷梁》不得立于学官。及宣帝继位，知戾太子好《谷梁》，就因为他们是祖孙关系，想把《谷梁》立于学官。适逢宣帝丞相韦贤等都是鲁人，他们就说《谷梁》是鲁学，而《公羊》是齐学，因而应该立《谷梁》。宣帝就选十个青年人学《谷梁》，以便将来在经学争论中获胜。“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肖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议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盛。”《谷梁》终被立为官学，并立了两个博士(42)。
    对此，晋人范宁评论说：“废兴由于好恶，盛衰继于辩讷。……武帝好《公羊》而《公羊》之学大兴，宣帝好《谷梁》而《谷梁》之学大盛，非奉朝廷之意旨乎？公孙弘齐人，而袒齐学之《公羊》；韦贤鲁人，而袒鲁学之《谷梁》，非出乡曲之私见乎？”(43)当然，门户相争和宗派对立，在经学兴废中的作用还是受到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所支配的，没有后者，其作用和影响就微乎其微了。
    （三）出于宗教迷信者：
    宗教迷信与经学的结合，董仲舒是始作俑者。《汉书·董仲舒传》说：“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前文引过他对“春王正月”四个字的解释，就充满了宗教迷信的色彩。汉代的公羊学派，与宗教神学相结合，提倡“大一统”，正名分，尊王攘夷，“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44)。到了东汉，经今文学与谶纬结合起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神学经学。五经注疏也吸收了谶纬的内容，以迎合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光武帝刘歆是相信并积极倡导谶纬的。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45)，从此，“五经之义，皆以谶决”(46)。于是，唯心主义神学哲学遂成为东汉一代的官方哲学。古文经学家桓谭和郑兴都曾因在刘歆面前直言“不为谶”而险遭杀身之祸(47)。就连经学家不懂谶纬也成为官学除名的根据。《后汉书·贾逵传》云：“光武皇帝奋独见之明，兴立《左氏》、《谷梁》，会二家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
    到现在，我们总算明白了光武帝当年“重违众议”而“复废《左氏》”的奥秘。原来，《左传》披废掉的原因是其“先师不晓图谶”，这正从反面证明了《公羊》学家是通晓图谶的。由此可见董仲舒的宗教神学对学术思想的压制达到了何种地步！它对汉代思想界的恶劣影响又有多么深远！
    在统治者的淫威下，一些经古文学家不得不打起相信谶纬的旗号，违心地去对《左传》作宗教神学的解释，以“将以媚世”(48)。如贾逵为了能让《左传》立于学官，就根据《左传》文公十三年的一句传文“其处者为刘氏”而借题发挥说：“五经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49)结果得到皇帝的称赞。虽然这种做法是不足取的，但却是值得令人深思的。
    决定《春秋》三传的兴废，除了统治者的意志在起作用以外，还有其它一些因素。汉代以后，经古文学日趋压倒经今文学，与经书内容的丰富与贫乏及经学家对经文训释的优劣也是分不开的，但这已超出本文讨论的范围，在此就不一一论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