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通俗史学源远流长，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演义也是如此。不过，自宋、元以 来的历史演义作品，其内容大多偏重于中国史，绝少有涉及世界历史的演义作品，即便 有这方面的作品，它所演述的世界历史常识也是非常有限的。一方面，由于中外交通不 畅等诸多因素，客观上限制了国人对域外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国人长期以来的“天朝上 国”的心理作祟，对世界历史的探讨只是为了更好的宣扬国威，而并非真正探寻域外新 知以为我所用，这在明人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表现得很明显，“恭 惟我皇明，重新宇宙，海外诸番，获睹天日，莫不梯山航海而重译来朝。文皇帝嘉其忠 诚，赦命太监郑公和、大司马王公景弘泛灵槎，奉使南印度锡兰山国，溯流穷远源，直 抵西印度忽鲁谟斯及阿丹、天方诸国，极天之西，穷海之湄，此外则非人世矣。”（注 ：（明）罗懋登：《叙西洋记通俗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这种以中国为 中心的大国心理势必限制国人的眼界，使国人对世界历史的了解陷入窄而浅的境地，直 接导致演义创作无正史依演，这无疑断绝了世界史演义创作的“源头活水”，从而造成 宋、元、明之季世界史演义作品的缺乏。
    时至近代，反映世界历史的演义作品，无论在作品数量、内容涵盖面及思想倾向等诸 多方面，都有着不同于以往之处。世界史演义的出现不仅成为这一时期历史演义创作中 的重要现象，同时也构成此一时期的演义体史学一个重要特点，之所以如此，则是由多 方面的原因综合交错而成的，进一步探讨这些造因，将有助于加深对作品本身的理解。
    自林则徐“开眼看世界”之后，国人对世界历史探寻的步伐愈益加快，清末民初动荡 的社会形势，迫使人们不得不对世界历史进行更为广泛的了解及更为深入的认识，因为 只有如此才可以更好地在世界历史中对中国进行定位，同时更为重要地则是从世界史中 抉发出可供中国利用的资源。历史演义的作者们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不约而同地大声疾 呼：“今学者当务之急，曰中国古近史，曰泰西古近史。”（注：沈惟贤：《万国演义 序》。）关于中国的历史载记已经很多，相对而言，世界历史著述则少之又少，即便清 末民初已经有了一些反映世界史的作品，在演义作者们看来，仍然有许多不足之处，这 种不足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内容上，一方面肯定自魏源以来诸如《海国图志 》的译述成果，认为这是“大辂椎轮之功，不可泯也”（注：沈惟贤：《万国演义序》 。），同时又指出这些西史著述“译述未宏，或粗举大略，或域于专门”（注：高尚缙： 《万国演义序》。），或者泛泛介绍世界历史，或者局限于某一个领域，所谓“或详于 地志而短于事实，或备于工艺而略于政宪”（注：沈惟贤：《万国演义序》。），对于“ 事实”、“政宪”这些世界史尤其是近世史中的重点问题，则很少谈及，作者的理想中 西史著述应该“网罗散失，以为‘泰东西通鉴’”（注：沈惟贤：《万国演义序》。）， 是一部以世界历史为内容的“资治通鉴”。其次，形式上，演义作者纷纷主张，为了使 广大下层民众了解世界历史知识，仅仅依靠正史著述显然是不够的，也是不易做到的， 主要是语言文字上不能做到通俗易懂，致使下层民众难于接受，而这种缺陷只有演义体 的史学作品才能弥补。一方面，历史演义的作者们强调演义作品于史有征，其资料来源 往往出自正史著述，如《罗马史演义》“乃采集当代大史家之著述数十种熔铸而成”（ 注：见《新民丛报》二十五号（1903年2月11日）刊载的广告《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 ）》。），《万国演义》甚至在每卷之后都列出所引的西史著述，因为在作者看来，惟其 如此才能保证作品的真实性，而“文贵征实，不蕲于振奇，所以愧文士子虚乌有之习” （注：沈惟贤：《万国演义序》。），也正是作者的初衷；另一方面，特别强调作品的通 俗性，如《万国演义》的作者开宗明义指出：“是编专述泰东西古近事，实以供教科书 之用，特为浅显之文，使人易晓，故命曰《万国演义》。”（注：《万国演义·凡例》 。）在这里，历史演义作品不仅仅局限于一般普通民众，作者甚而想以此书充当教科书 ，使世界历史知识普及于学校教育之中，而最终目的就是要使“童稚可通”、“乡曲能 记”（注：高尚缙：《万国演义序》。）。关于这一点，作者在作品中也时时提到，“若 是作书只按着程度略高的讲，程度底的，必然有不明白的地方，所以这每处讲解是必须 的，不是作书的多说话。”（注：《世界历史演义》第一回。）只有使作品“又浅又显又 简捷，就是妇女们小孩们，一看也明白，不识字的一听也知道”（注：瘉野室主人 ：《万国通俗史序》。）。
    此时期的世界史演义作品尤其关注世界近代史的内容，这又与中国当时的社会形势有 着密切的关系，作品的“借鉴”功能非常明显，最突出的莫过于亡国史的演述。如对朝 鲜亡国历史的介绍，作者提到：“朝鲜的灭亡，本是已过的事，没有甚么说头，在下何 必定要那（拿）他伤心痛事，编做演义呢！不是别的，只为现在有许多人，羡慕朝鲜，极 意要想跟着朝鲜去步后尘，所以不能不爽爽快快，给他说个榜样罢了。”（注：《朝鲜 亡国演义》第四回。）作者所指的是1915年袁世凯政府与日本所签定的《二十一条》， 条约的签定激起全国大规模的反日爱国运动，而《三韩亡国史演义》也是在此背景下创 作的，为了根治国人“五分钟热度”的毛病，作品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再次出版，因为这 时的中国社会在作者看来与亡韩前极其相似，“那朝鲜亡国时的情形，如官僚的颟顸， 政治的腐败，党争的剧烈，以及卖国奴的许多罪恶，那一件不如今日中国的现象一般无 二。”（注：严独鹤：《三韩亡国史演义·序一》。）此时，人们心里隐约地感觉到“亡 韩覆辙殆已愈迫愈近矣”（注：钱曾鑅：《三韩亡国史演义·序三》。）。而与朝鲜相 比，中国当时拥有三千万万方里的土地，四百兆众的人民，俨然是一个大国，凭此实力 却要向蕞尔岛国日本纳降称臣，作者以为“实在要被天下后世人笑死”（注：严独鹤： 《三韩亡国史演义·序一》。）。这里，作者深情地寄希望于广大民众，指出：“国民 漠视国事，国民不留心‘亡国’的两个字，这才真正是亡国的原因呢！”（注：公展：《 三韩亡国史演义·序二》。）因此作者要求读者应将此书做“中国未来的亡国史读”（注 ：公展：《三韩亡国史演义·序二》。）。反面汲取教训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正面获 得经验，“只要励精图治，发奋自强，学那华盛顿、大彼得，谁能来毁你、伐你。”（ 注：《朝鲜亡国演义》第一回。）关于此点，演义作品的作者特别强调，“列位，你不 要把这部书当做《三国演义》、《封神榜》看，我们演书的意思，是要望你大家一心一 意学这美国人，后来好替我们中国争口气呢！”（注：《美利坚独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