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当时中国形势言，有必要创作通俗的世界历史作品，对此，《万国通俗史》的作者 在作品序言中做了一番总结。他认为用白话编写世界历史有三个益处，首先是去了中国 人的自大心，因为中国人向来以“天朝大国”自居，视外邦为“番邦小丑”，而现实却 是中国被列强瓜分，致有亡国灭种之危，因此，“若是看了外国的史书，知道比我们强 的国度甚多，那种自大的心，只怕溜到爪洼国里去呢！”其次，阅读世界历史，“便知 道甚么该撒、拿破仑、惠灵吞、加里波的，那些轰轰烈烈的事情，”这样无疑会壮大国 民的自强心；最后，阅读外史可增强国人的自立心，“若是看了外国的史书，那些意大 利统一、爱尔兰自治、法兰西处分路易十六的事由都知道了，那种自立的心，只怕要比 马志尼、华盛顿还要强得多呢！”总之，对世界历史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借鉴，是此时期 世界史演义作品主旨所在，而将这种外来“资源”普及到下层民众之中，以此激发民众 的爱国热忱，则又是世界史演义作者共同的创作意图。
    要想使广大民众接受世界历史知识，艺术形式上不得不有所创获，而这主要表现在演 义作品对人物的刻画上，如《美国独立记演义》中对哥伦布的描写就较为成功，“哥伦 布道：‘大丈夫行事，非冒险不得成功，你们只知个人的性命，当思性命以外，还有比 性命更大的事，我们纵然死了，不过百余人的性命，万一不死，寻出海路，把我国的商 务兴起来，那时可以救无数的性命呢！死有什么好怕哩！’”通过这一段言语的刻画，一 个新兴资产阶级冒险家的形象便显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不过诸如此类的描写并不多 见，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世界史演义作品的整体艺术水平并不高，主要有三方面的原 因：第一，要想创作出具有一定艺术性的演义作品，在内容上势必有所虚构，此时期的 历史演义作者往往禀承传统的“羽翼信史”的做法，强调于史有征，从而影响了必要的 艺术加工；第二，历史演义往往依正史而演，而如何创作世界史演义并无多少先例可言 ，所谓“译本丛杂，抉择綦难”（注：沈惟贤：《万国演义序》。），绝非虚言，正因为 如此，多数世界史演义作品往往翻译的痕迹很重，而这无疑会削弱作品的艺术表达；第
    三，演义作者主观倾向上，“欲为学科达目的，非欲于小说界争上乘也。”（注：高尚 缙：《万国演义序》。）明确表达世界史演义作品主要是为了普及世界历史知识，非为 追求艺术水平的提高而创作。这些情况均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世界史演义作品的艺术成就 ，正如鲁迅先生所言：“虽其上者，亦复拘牵史实，袭用陈言，故既拙于措辞，又颇惮 于叙事。”（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102 页。）拿这段对晚清以降中国史演义的评价来衡量世界史演义亦不无道理。
    即便如此，清末民初的世界史演义在向下层传播世界历史知识，唤起民众爱国热忱上 仍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产生了影响。这些作品往往刊登在报刊杂志上，如《泰西历史演 义》刊载于《绣像小说》、《美国独立记演义》刊载于《大陆报》、《世界历史演义》 刊载于《华工杂志》上，历史演义作品见诸于报端，挟报刊杂志之势，无疑使其影响力 愈益广泛。同时，某些作品一版再版，如《朝鲜亡国演义》出到第五版，《三韩亡国史 演义》先载于报纸，后又出印赠本，《泰西历史演义》于《绣像小说》连载后，又首版 排印问世，这些都说明了演义作品受到读者的欢迎。这一点从当时读者的反馈中更能体 现出来，1903年9月《江苏》第6期刊登了金一（金天翮）的七言长诗《题（万国演义）后》 ，诗中表达了作者“汗青点点玄黄血，万古兴亡一刹那”的感慨，以及对世界历史中的 许多伟人的崇慕之情，而此书的影响亦再如1903年4月《大陆报》第5期《万国演义》广 告所言：“其事理宏达，宗旨纯正，洵学界玮丽之钜观，教科切用之佳本。”
    演义体的通俗史学作为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所应具有的地位与学界的重 视程度，二者之间往往存在着差距。一方面，历史演义在传播历史知识，使历史走向民 众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学界往往只重视高文典册的正规历史，而忽 视（甚至鄙视）演义体的通俗史学的作用。正因为如此，近代历史演义，尤其是世界史演 义不为人们所重视。其实，文征于西史，语惟以通俗，晚清以降殆至民初的世界史演义 作品，在传播世界历史知识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同时期的正规西史著作，无论 是从创作理论，还是从创作实践上说，清末民初的世界史演义作品在近代历史演义创作 中，乃至近代史学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