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欧美史学不仅在学术上成就卓著，在史学训练方面也日臻完备。涉足中国史研 究的人，通常在大学和治本国史的学生接受同样的学术训练，这就为学术传统的传承和 本土资源的利用提供了切实的保证。欧洲汉学在语言的训练方面似有独到之处。戴密微 （Paul Demieville）通汉、日、俄、藏、梵和越南文等多种文字，其他一些研究古代中 国边疆史地的学者，也能运用多种文字工具。陈寅恪之通多种语文，无疑得到过欧洲汉 学训练的裨益。美国的中国研究在理论和方法的训练方面，显示了一定的长处。一些专 治中国史的华裔学者，其学术成果就带有美国史学训练的明显印记。在中国长大成人的 黄仁宇，进入美国学界以后写出了数部中国史著作，其《万历十五年》以小见大，《中 国大历史》（此书较前一著作远为逊色）以大观小，其视角、观点和表述都与国内学者迥 然不同，这显然缘于他在美国接受的史学训练。
    另一方面，欧美中国史的学科积累比较厚重，减轻了对研究对象国资源的依赖。最能 反映其学术积累的指标，乃是其著述的参考文献中本国语文的论著所占的比重。中国研 究在美国乃是一个后起的学科，但其学科积累之厚，仍然不可小视。费正清（John KingFairbank）晚年撰写《中国新史》时，“几乎读遍了近20年来美国研究中国历史及文化 的代表作品，在不到500页的著作中，他引用了多达627位学者的930部作品”[3]（p.151 ）。20年中居然有如此之多的中国研究出版物，实在是很可惊叹的。若中国学者撰写一 本美国史教科书，又能够找到多少由本国学者撰写的“代表作品”呢？估计不会超过100 种。通史性的著述可以借助较多的本土文献，也许不足为奇，而有一些具体而微的专题 论著，除了在史料方面以中文为主外，其二手文献也基本上依靠本国的出版物。例如， 孔飞力（Philip Kuhn）的《叫魂》所列参考书目的论文与专著一项共163种，其中英文和 其他西文著作115种，其余48种中除去日文论著和地方志，中文论著仅20种[4]（pp.308 ～329）。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中有关中国历史 的部分，则几乎没有利用中文书刊，而其论述并无材料单薄之感[5]（pp.475～506）。
    即使在资料方面，欧美中国史领域的积累也颇为可观。这一方面是殖民主义留下的遗 产，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经济实力的支持。欧美学者在本国逐渐集聚了基本的史料，有些 专题的资料甚至超过中国。他们借助充足的研究经费，在世界各地遍访资料，并且借中 国学者之助而调查、搜集和翻译史料。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20世纪30年代 来华调查和搜集材料，曾得到许多中国师生的帮助。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写作《 上帝的中国之子》，利用了中国同行协助收集的史料，而且还从英国等地发掘了一些珍 贵的材料。在现今美国大学，中国史教授雇中国留学生为研究助手，更是通行的做法。 资料占有量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样重要的是，欧美学者大多具备较好的解读史料的 能力。欧美早期的中国学研究者不通汉语者大有人在，现今也常有人受“不识字”之讥 ；但是，经过用心的努力和长期的积累，他们在语言和历史语言学训练方面得到显著提 高，解读史料的能力足可称道，能够跟踪和发现新的史料。在对汉简和敦煌文书的研究 方面，欧洲汉学家就着了先鞭；还有外国学者甚至掌握了难度甚大的甲骨学知识和技能 。美国的吉德炜编成商代史料集；英国学者艾兰（Sarah Allan）和中国学者李学勤一起 整理甲骨文资料；戴密微在敦煌学领域和饶宗颐有过合作。这些都是足以说明欧美学者 史料功夫的例证。
    欧美的中国史研究还具有另一个同样突出的优势，就是本土理论资源十分丰富。历史 学本身不以理论见长，其形成问题、解读史料和提出解释，无不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理 论；尤其是传统的描述性史学转变为分析性史学以后，在领域的拓展、方法的探索和解 释框架的更新等方面，对于相关学科理论的借重变得更加重要。这一点正是欧美史学得 天独厚的地方。现代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无一不是起源和兴盛于欧美；研究中国古史 所需的历史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和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也在欧美得到充分 的发展。在欧美的中国学者中，除少数不世出的卓异之士外，多数人在对中国文献的掌 握和理解，较之中国学者并无优势可言，其长处正在于运用源自本土的理论来烛照中国 故实，从而得以发现新问题，阐释新意义，提出新观点，最终自成家数。20世纪上半叶 在国际汉学界声名显赫的法国学者葛兰言（Marcel Granet），其汉语水平和治学成就曾 受到丁文江等人的质疑，但他能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史，得以独出机杼， 被中外学界公认为一代大家。他曾师从迪克海姆研习社会学，后来随沙畹转攻汉学，擅长社会史，这种理论背景自然是十分难得的。另一位法国学者谢和耐（Jacques Gernet） 之研究中国社会史，也和本国的社会学传统也有着极深的渊源[6]（pp.315～423）。英国 学者艾兰运用西方哲学中的隐喻理论研究中国上古思想，运用结构主义理论研究中国上 古神话，均有所创见[7]（pp.271～314）。
    在借助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国史方面，美国学者更有独到之处。20世纪上半叶名 震学界的欧洲汉学大家，多为借助东方语文优势而专攻中国文化、边疆史地和中外交通 ，其路数非有特异天赋不能仿效；而美国学者避短扬长，注重运用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近 代中国历史，经两、三代学者的努力，居然占居国际中国研究的主流。当年深得国内学 界大家推许的沙畹、伯希和高本汉（K.B.Karlgren）等人，如今只能静静地呆在学术史里 ；而当今海内学界不胫而走的域外中国史论著，大多是以理论和解释见长的作品；魏特 夫、费正清、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Jr.） 和黄宗智（Philip Chung-chih Huang）等人的学问成就，不少中国同行早已耳熟能详。 孔飞力的《叫魂》的解释框架，乃是建立在现代通讯理论和韦伯的科层理论之上的。他 早年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者及其敌人》，在解释地方名流和地方军事力量崛起的历 史意义时，大量运用了社会学的阶层理论和社会结构理论，以及政治学关于权力和政治 结构的理论[8]。另外如关于中国经济史的“过密化”理论、关于中国社会史的“权力 的文化网络”理论以及关于中国城市史的“中心区域”理论等等，都曾产生很大的影响 。阅读美国学者的中国史著述，给人印象至深的可能并非其材料的独特和翔实（实际上 ，有人在解读中国古代文献方面存在明显的局限），而是其选题的用意、解释的新颖和 观点的独到，这些正是其理论优势所造就的（注：如罗志田在评何伟亚（James L.Hevia） 所著《怀柔远人：清代宾礼与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一书时称，“何著长于分析，其理 念的建构胜过史实的重建”。见罗志田：《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 启示》，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以西方观念剪裁中国史实而削足适履的现 象固然存在，但无损于其整体的学术影响力。
    总之，欧美的中国史研究和其整个史学一起，已经走过了比较漫长的发展道路，成为 了一个积累雄厚和学术性相当成熟的学科。在这个领域中，出现了一些可以和研究本国 历史的大家比肩而立的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之在英国、谢和耐之在法国、费 正清之在美国，莫不如此。另外，由于欧美的中国史研究随整个学术齐头并进，而中国 史学则处于转型之中，且因社会政治的制约而屡遭挫折，故前者在研究上得以打一个“ 时间差”，其题旨、方法、解释和甚至史料，往往为中国学者所未见，从而能给人耳目 一新的感觉。谢和耐在写作《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时，就发现可资借鉴 的研究论著甚少，故他的作品“几乎全部是基于原始中文材料写就”[9]（p.7）。这样的 著作在中国学界博得阵阵喝彩，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