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在方法上也有值得外国史研究者借鉴的地方。例如，历史考证方法在外国史 研究中并非完全没有用处。从考辨史料真伪和考释史实等方面来说，考证的用武之地的 确不大，因为就资料的占有量和对象国学者已做的工作而言，留给中国研究者的考证余 地几乎没有；但是，中国的外国史研究者在史料的理解、史实的陈述、意义的表述、乃 至名词的使用等环节上，乖谬混乱之处甚多，大有考辨的必要。在美国史领域，这种情 况就十分严重，甚至在一些重大史实、标志性日期和历史名词的理解和翻译上，也存在 明显的问题。有学者就《五月花号公约》的签订[16]、“Boston Tea Party”的含义及 翻译[17][18]、《独立宣言》的相关史实[19]和美国的诞生日期[20]等问题，进行了必 要的考辨，澄清了不少讹误。他们所用的方法和传统的考证法固然不尽一致，但其中处 处带有这种方法的印迹。另外，20世纪50、6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所强调的“语境”理论 ，以及由此派生的深入历史时空结构的分析法（注：如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在其 《托马斯·哈钦森的磨难》一书的前言中指出，他在研究历史事件和人物时，所注重的 不是对后来的影响，而是当时的情境；不是对现在的用途，而是在当时的意义。见伯纳 德·贝林：《托马斯·哈钦森的磨难》（Bernard Bailyn,The Ordeal of Thomas Hutchinson），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74年版，第vii页。关于贝林的“深入历史时空结 构的分析法”，参见李剑鸣：《伯纳德·贝林的史学初论》，载《史学理论研究》，19 99年第1期。）和“心通意会”[21]（p.118）的境界，在陈寅恪的言论中就有明确的表述 ，他所谓“了解之同情”，就涉及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历史解释的立场和方法等 重要问题[22]（p.180）。只是国内的一些研究者对此没有加以留意。不少人习惯于超越 具体的历史时空而作空泛虚悬之论，误会古人、滥解史料和随意引申的现象比比皆是。 较之陈寅恪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见识，这不啻是方法论和治史境界的退化。
    外国史的写作更不能脱离中国文史的修养。中国传统学术有考据、义理和辞章之分， 具体到史学，实际上就是史料、解释和写作三个环节，也就是严耕望所谓考史、论史和 撰史。在中国的外国史研究者中，出生于20世纪早期的那些学者，大多具备良好的古文 基础和文史修养，其历史写作颇有特色，如吴于廑的典雅庄重，杨生茂的古雅考究，刘 祚昌的文气酣畅，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但从普遍情况来说，外国史的写作存在极大的 欠缺，尤其是年轻一代学人，或行文欧化，或文词贫乏，往往令人难以卒读，有的连达 意也做不到。面向中国的外国史著述，如果没有出色的中文表述，显然是一种致命的不 足。外国史学者所阅读的大多是域外书籍或翻译作品，在行文方式乃至思考习惯方面受 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自是情理之中的事；加以汉语书面语和口语明显脱节，要娴熟驾驭 确有很大的难度；故专治外国史的人尤应用心于历史写作，“过文字关”应当是外国史 学术训练的一个重要内容。向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优秀文章学习，吸收中国历史写作的长 处，通过熟读诸家之作而积累词汇、丰富句式和锤炼表达，进而增强对文理、文气的感 悟与把握，应当成为外国史研究者的修身功课。
    总之，中国学者要切实了解欧美中国史学发展的路径和经验，恰当地为外国史研究定 位和定向，采取切实有效的策略来发掘和利用本土资源，以期逐渐取得进展，不断提高 研究水平。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学者在外国史研究的某些领域和课题，是可能在国 际史学界占有自己的位置的。
    收稿日期：2002-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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